（3）富人的問題盡管經濟衰退對窮人的蹂躪一定遠甚于其他階級，但是，富人也不得不通過有效的投資和成功的婚姻來謹慎地經營家族的財富。成功的婚姻通常意味著至少選擇一個擁有同等身份和財富的配偶，盡管不對稱的聯(lián)姻也可能是合意的，例如，貧窮的貴族使帶有爵位的兒子迎娶帶有豐厚財禮的商人的女兒。當然，這種考慮在最貧窮的階級的婚姻當中是不存在的，由于不能給予爵位和財產，父母幾乎無法控制他們子女對配偶的選擇。至少在這一個方面，貧窮比富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

由于大多數(shù)家族的主要目的是永久地延續(xù)下去和一代代地積累聲望和財富，得到計劃中的理想數(shù)量的繼承人是關鍵的。過少的繼承者意味著一個家族會逐漸消失，這在嬰兒和兒童的死亡率交錯攀高的年代經常出現(xiàn)。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格蘭的安妮女王，她生了17個孩子，卻沒有一個存活下來。但是，過多的繼承人意味著財富可能被分成許多小的份額，每個繼承者所分得的財富就會減少，他或她的家族分支也會受到損害。為了避免這種可能性，一些國家，最有名的就是英格蘭，實行了長子繼承制，也就是說，貴族頭銜和不動產只能轉讓給最年長的兒子。當然，這種制度也產生了如何供養(yǎng)年紀較小的兄弟姐妹的問題。

特別是在實行長子繼承制的國家中，對于富人來說，國家作為福利的提供者變得逐漸有用起來，而在不實行這種制度的國家中，情況也是如此。陸軍和海軍中的委任、有報酬職位的任命、商業(yè)合同和完全的退休金在數(shù)量上隨著國家的擴大而增加，因此為處于危機中的貴族家庭提供了額外的收入機會和來源。國家也提供有息借款的機會。如果這種借款不總是支付高額利息，它們通常為家族財富提供了極大的安全保障。此外，國家為窮人提供了治安。飛漲的面包價格經常激起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平民的暴亂，因而中斷了有利可圖的糧食貿易，威脅到其他私有利益。

盡管大多數(shù)國家制定政策的目的是使糧食價格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但是，當出現(xiàn)動蕩局面的時候，他們會動用，并的確動用了可怕的武裝力量平息糧食暴亂。一些法律得到通過，以便確保窮人不會在富人的地產上偷獵，如果犯罪者被抓住，威脅處以嚴厲的懲罰。

當從這種視角而不是從純粹憲政的角度來看的時候，絕對主義的統(tǒng)治（如法蘭西的統(tǒng)治）和非絕對主義的統(tǒng)治（如英格蘭的統(tǒng)治）之間并沒有非常明顯的差異。1689之后，英國議會成為國家保護富人的主要渠道，而在法蘭西，法院對此是主要的管理者。但是，在這兩個國家中，國家的建立和精英家庭的建立都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過往是一種異質的國家：那里人們的行事方式迥然不同?！盕rom the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ist L. P. Hartley, The GoBetween (London: Harnish Hamilton, 1953), P. 9.對于現(xiàn)在的時代來說，在這一卷中概括不多的過去確實是一個巨大的異質國家。不論語言和技術所造成的距離，只是由于時間的間隔，過去的國家之間就比現(xiàn)代的國家之間差別更大。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于1513年已經在《君主論》中寫道：“再沒有比率先引入新的制度處理起來更加困難、指揮起來更加危險、成敗更加不確定的了。”不久，隨著已知歷史——直接影響到我們對于當代的理解的有記載的事件——顯著加快的步伐，這種新制度的引入成為經常性的事情，甚至似乎變得平?無奇。正如19世紀早期的英國詩人拜倫勛爵所寫：行走在過去的塵埃之上，是在感受等候于地下的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