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英國同期內也經歷了較為激烈的婦女爭取選舉權運動。在1914年以前的年份中，婦女爭取選舉權盡管已是一個老問題，但1914年以后運動的參與者及采用的方法卻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由于不滿于已有組織框架下取得的緩慢進展，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于1912年創(chuàng)建“婦女社會與政治聯(lián)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帶領中上層婦女進行日益激烈的“直接行動”。她們撕碎國家美術館的畫卷，沖擊政治會議，羞辱政客，襲擊倫敦的高檔商店，并用鐵鏈將自己成排綁在欄桿上高呼“為婦女們投票 ！”違法者的行為無疑將引發(fā)政府的強烈反應（當時的自由黨內閣中多數(shù)人是溫和的參政權擴大論者），并拘捕了（自稱為）好斗的“婦女參政論者”。然而，被判入獄后她們轉而進行絕食抗議，陷入尷尬的當局被迫將其釋放。但獲釋后她們又故伎重演，結果多次入獄又多次獲釋?！皨D女社會與政治聯(lián)盟”規(guī)模不大，成員僅數(shù)千人，而參加“暴力游行”者人數(shù)更少，但其產生的影響卻遠遠超過了溫和派。同樣有趣的是，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追隨者，不僅將所有的男性拒之社團的門外，而且與其（被認為是）天然的同盟者社會主義運動、禁酒運動及和平主義也分道揚鑣。

勞工與選舉權運動之間顯然不存在穩(wěn)固的因果關系，而其組織或領導者之間更不可能存在這樣的聯(lián)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兩大政治運動都缺乏可預期性，并且共同加劇了那一時期的緊張氛圍、戲劇性變化以及人們的焦慮。另外值得提及的是，盡管激進的“婦女社會與政治聯(lián)盟”的目標未能在戰(zhàn)前實現(xiàn)，而且很多人認為其極端方法不是促進而是延緩了婦女選舉權的獲得，但她們在這一運動中發(fā)揮的重大作用卻不容否認。她們的行動喚起了女性的自我意識，并在新的20世紀中尋求甚至索要更加充實、更加完整的生活。

在臨近一戰(zhàn)的數(shù)年中，英國還面臨直接危及國家凝聚力的第三大難題。它不僅超越了階級、性別及經濟界隔，并且涉及種族、宗教以及聯(lián)合王國統(tǒng)一等根本性問題，即“愛爾蘭問題”。

“愛爾蘭問題”：爭取自治的斗爭

正如東歐一樣，19世紀末期的英國也面臨一個日益尖銳的民族問題。在愛爾蘭占據(jù)壓倒性多數(shù)的凱爾特人及羅馬天主教人口中，還存在一個擁有特權的新教徒少數(shù)派。他們通過古代的征服、移民或購買等獲得了大片土地，但這些人往往為非在田地主，并且與其他的愛爾蘭人存在明顯的距離。這部分人雖然數(shù)量極少，但在愛爾蘭的絕大部分地區(qū)都擁有明顯的政治與經濟優(yōu)勢。他們只在東北部阿爾斯特地區(qū)的六個郡中占據(jù)多數(shù)，其祖先多為蘇格蘭血統(tǒng)虔誠的新教徒，是16、17世紀順應英國政府移民政策移居此地的英國人。盡管統(tǒng)治階層中也有地道的愛爾蘭人，但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英國化并開始信奉新教。

三個世紀以來，愛爾蘭的宗教、政治和經濟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隨著19世紀的演進，愛爾蘭作為聯(lián)合王國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加入了英國（1801年），但這一方案從一開始便遭到很多愛爾蘭人的反對。1829年，英國政府給予愛爾蘭天主教徒完全的政治權利，并在愛爾蘭推行19世紀的一系列改革。然而，這一切仍未能滿足那些希望分離的愛爾蘭人，并且很多人懷有的不滿，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的全國性“馬鈴薯危機”后，轉變?yōu)槊黠@的仇恨。100多萬愛爾蘭人死于饑餓及相關的疾病。幸存者指責倫敦政府沒有?取應有的賑災措施，其中的100多萬人帶著他們的憤怒移居美國、澳大利亞或新西蘭。

政府隨即實施了進一步的改革，但仍未能消除眾多愛爾蘭人追求自治的渴望。盡管出現(xiàn)了時斷時續(xù)的暴力沖突及政府的報復性打壓行動，但自治運動仍處于無組織狀態(tài)，而這一重任最終將由查爾斯·斯圖爾特·巴涅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承擔。巴涅爾是一個美籍英國新教地主，將愛爾蘭自治當做自己的事業(yè)。他組建了愛爾蘭民族黨，并于19世紀80年代成為真正的“愛爾蘭無冕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