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是“形式”——在這點上日本與中國相同

在神主宰的世界，自殺是不被允許的。生命是神授予的，人不可隨意處置。但是，在中國和日本，上帝并不存在，人也理所應(yīng)當?shù)乜梢蕴幚碜约旱氖隆?/p>

古希臘諸神酷似人類，自殺是被肯定的。在尊崇人力的羅馬黃金時代也是如此，羅馬法不僅承認自殺，甚至贊美自殺。

但是，自從基督教的神統(tǒng)治歐洲之后，人的生命就全歸于神靈。托馬斯·阿奎納1的“自殺犯罪說”刺中了歐洲人類主義的喉嚨。

在中國，自漢代儒教國家化以后，獲罪高官自殺的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自殺已成為一種慣例。

在武帝的父親景帝時，相當于副總理級別的御史大夫晁錯被處以腰斬之刑，這在當時是例外中的例外。

晁錯削減各地諸侯的領(lǐng)地，充實中央集權(quán)，由此招來怨恨，招致“吳楚七國之亂”。為了安撫叛軍，他被處極刑。如果讓他自殺，仍不足以平息叛亂，所以不得不殺掉他。

據(jù)《漢書》中的《晁錯傳》記載，當皇帝決定對他處刑時，他并不知情。

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皇帝為什么要設(shè)計騙晁錯呢？

如果知道自己被判死罪，晁錯一定會自殺。以為是皇帝召見，他著禮服晉見，卻想不到被斬于東市。

《史記》中記載：“九卿而罪死即死，少被刑。”

“三公九卿”指閣僚，“罪死即死”是定罪后立即自殺的意思。所以，實際上基本沒有進行過處刑。

漢成帝時代，曾有廢后獲罪自殺的事件。《漢書·外戚傳》中記載：“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jié)賜廢后藥，自殺。”

這么看來，一旦被判有罪，通報的使者會事先帶著毒藥去。

此外，漢宣帝時代的田延年等人，因某事件連坐，當聽見通報的使者到來的鼓聲時，立即自刎而死。

自殺已變?yōu)樾问交?。畢竟自殺和形式主義都同樣是從無神論之根長出的樹木，互相枝葉相連。

這在日本和中國都一樣，關(guān)于自殺的根源“人類至上”，兩國之間存在著程度深淺的差別，這表現(xiàn)在死亡的方式上。

三島由紀夫的死沒有人間氣息

三島由紀夫的自殺，是想以自己的死為“皇國”的將來效力——也就是說，是作為人的一種努力嗎？

三島由紀夫?qū)θ祟惖男湃斡卸嗌睿克麑ψ约盒判臉O強，但他相信別人嗎？他絕對缺乏對庶民生活的熱愛。在作為遺言的那篇檄文里，他完全沒有提及庶民的生活，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不相信別人的人，不會期待自己死后的崛起。因為自己死后，崛起的肯定是別人。

這樣看來，他的死不是政治性的死，而是美學(xué)性的死，或者說是情緒性的死。

腦袋落地，看起來觸目驚心，但他的死沒有世俗感，這不光是因為那篇十分空洞的檄文。

沒有世俗感的三島之死，講究形式，可謂是一種美。

日本武士道認為臨死掙扎很恥辱。當然，中國人也贊美從容赴死，但實際上在日本人看來，很多中國人會在死前掙扎。

不過，據(jù)說在處刑時，白刃加首那一瞬間，中國人更為干脆。

中國沒有“辭世”這一風(fēng)俗

死前留下“辭世”的優(yōu)雅風(fēng)俗，是日本所獨特的。

在漢語中，“辭世”即“死”，意味著辭別世間，沒有臨死前留下歌詠的意思。含有這個意思的“辭世”，是日本人的慣用語。

“辭世”符合美學(xué)性的死。寫詩也是人的行為，不過，大多是在不再掙扎的心境下寫成的。

一直到生命最后都相信人的力量、人類至上的信念，就當然會掙扎。

在吳越之爭中，大家熟悉的戰(zhàn)國時代吳國名臣伍子胥，被吳王懷疑有異心，獲賜“屬鏤”之劍自殺。死前他叫道：

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

這是毒咒。

沒有自己，吳國也就完了。到時，用自己墓上生長的梓木做吳王的棺材。把我的眼睛掛在吳國的東門，以見證這個國家的滅亡——這種死多么有人間氣息啊。

日本人的自殺與“物哀”相通

與孫子并稱為“孫吳兵法”的吳起，在楚國做官，權(quán)勢極大。在庇護他的悼王死后，平時受吳起壓迫的王公大臣們?nèi)浩鸲ブ?/p>

這時，吳起跑到宮中，伏于悼王遺體上。追兵當然追上去將他亂箭射死，不過有幾枝箭也射中了悼王的遺體。

太子即位后，射殺吳起的人一律被滿門誅殺，理由是向先王遺體射箭。

吳起是軍事家，臨死前也運用了人力，設(shè)下計謀向射殺自己的人復(fù)仇。雖然不算豁達，但他到最后仍相信人力。如果信念薄弱，就容易中途放棄。

并不是說這樣不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美。

這里我關(guān)注的是，日本人雖然和中國人同是無神論者，但對人類力量的信仰之心卻相對淡薄。

說得不好聽是半途而廢，說得好聽是“有分寸”。人力無法企及的，就是“物哀”。

同樣肯定自殺，并且自殺的人同樣很多，但日中兩國各自又有區(qū)別，這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