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述而》一篇的開篇之句，也是該篇篇名。意思是說，孔子他本人只是傳授了別人之言，而不是由自己創(chuàng)作的，即只是祖述者并非創(chuàng)作者。該言論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孔子的謙遜之詞。

然而，康有為認為孔子不僅僅是祖述者。孔子將周公制定的文物制度作為理想社會的規(guī)范，即禮樂，因此周公才是“儒”的創(chuàng)始者，孔子是其祖述者——孔子自己這么說，于是世人便信以為真?？涤袨閷⑦@種言論完全推翻，他認為，孔子理想中的禮樂，實際是由孔子自己制定的，只不過是假借周公之名罷了。

孔子生活的時代距離理想社會過于遙遠，而將來或許會比較接近理想?？鬃与m然為未來作出了設(shè)計，卻假托了古人之名。也就是說，孔子為了實現(xiàn)改變現(xiàn)狀的理想，借用了“周公”的權(quán)威?？鬃诱嬲哪康氖歉母铩淖冎贫?。《孔子改制考》便由此而來。這樣一來，儒之先師孔子就不再是保守者，而是改革者，作為儒生，也應該學習先師，不能“述而不作”。嘗試政治革新的康有為便做了孔子忠實的學徒。

孔子是改革者的說法，與儒家的文獻記載中有多處相抵觸的部分。

康有為便寫了另一部《新學偽經(jīng)考》。所謂“新學”并非指新的學問，“新”是篡奪前漢王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王朝之名。王莽為了將其篡奪政權(quán)的行為正當化，便使人偽作了許多經(jīng)書。偽作者為劉歆。根據(jù)康有為的著作可知，我們現(xiàn)在所看到的儒教文獻不可全信。這種做法并非康有為的獨創(chuàng)。四川出身的大儒廖平（1852—1932）便對此有過論述。

在通往近代的入口前，康有為將儒教作了一番裝扮——儒，即孔子，并非阻礙近代化的保守怪物，而是叩響近代之門的同志。

通往近代之門

辛亥革命勝利后，清王朝被推翻。 1911年為辛亥年，當年十月爆發(fā)的武昌起義也獲得成功。

然而革命派沒有掌握所有的勝利果實，而是與清朝最具勢力的總理大臣袁世凱（ 1859—1916）達成妥協(xié)。革命派總帥孫文（ 1866—1925）就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tǒng)，在南北議和達成后，便讓位于袁世凱。這表明了革命派力量不足，難以控制局面。

革命派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其前身由孫文的興中會、黃興（1874—1916）的興華會和章炳麟（ 1868—1936）的興復會聯(lián)合而成。孫文創(chuàng)辦的興中會中，廣東籍的人較多，孫文本人也是基督教徒，在當時是一個比較新潮的學會。而光復會的創(chuàng)辦者章炳麟是被稱為“國學大師”的國文學者，同時他也是一位厭惡新潮的國粹主義者。因此這三個學會原本很難結(jié)合在一起，但是由于三者在打倒清政府上觀點一致，因此便具有了相互合作的基礎(chǔ)。此外還有昔日掌握清朝政府的首腦袁世凱，毫無疑問，袁世凱是徹底的保守派。

革命成功后，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對于儒教的態(tài)度極其復雜。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對儒教持反對態(tài)度。辛亥革命八年后， 1919年爆發(fā)的“五四運動”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控訴“禮教”導致國民曾受到了怎樣的壓抑，又有多少人像陸游那樣含淚成為禮教犧牲品。魯迅和胡適（ 1891—1962）等著名人士認為要使中國獲得重生，就必須要從儒教體制中解放出來。

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由于儒教一直被統(tǒng)治者利用，因此有人認為“儒即中國”。然而也有些年輕人對此并不認同，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派。誠然，以家為中心的儒教，不應將人民束縛住，但是儒教中的可取成分不應被拋棄。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批林批孔”就是借批判孔子之名而展開的權(quán)力斗爭。但對于孔子的評價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大多數(shù)人對孔子持全面否定的態(tài)度。然而，儒教秩序中強調(diào)的孝敬父母、善待兄弟的觀念，在任何時代都是值得提倡并繼承的。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總長蔡元培（ 1868—1940）認為新的共和國需要新的教育理念。清朝教育基本法“欽定教育宗旨”的兩大支撐是忠君和尊孔，但共和國里不存在君主，因此忠君必然被否定。而尊孔與信仰自由想抵觸，因此也必須對其否定，從而確立新的理念。

在否定忠君方面，各派毫無爭議。但是在否定“尊孔”問題上，保守派表示強烈的反對。

曾在德國留學的蔡元培深知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他在 1912年4月發(fā)表了《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一文，當年 7月，在北京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反擊。

清代的學校中，上至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下至地方書院，無一不供奉孔子。學習中國制度的日本在昌平黌（昌平坂學問所）曾設(shè)有供奉孔子的圣堂，此外在岡山的閑古學校和佐賀的多久都設(shè)有圣堂。關(guān)于在共和體制下的“中華民國”究竟是否要在學校里供奉孔子，引發(fā)了很多爭論，最終采取“完全按照各地習慣決定”的放手措施。此時，蔡元培辭去了教育部總長的職位，并在臨時教育會議召開之前便遞交了辭呈，在會議中被受理，于是他沒有等會議結(jié)束便離開了北京，再度出國。

針對蔡元培的“廢孔祀”主張，保守派在報紙上進行了猛烈的攻擊。他們嚴厲指責蔡元培踐踏了數(shù)千年來流傳至今的道德、學術(shù)和倫理。蔡元培被當作了“反儒”的元兇，他提出的反對“孔祀”才是完全違背了憲法中信仰自由的主張。對此周作人（ 1885—1967）在《古今》雜志上指出：“蔡元培本身并非孔子的反對者，如果論其思想，那么他才是真正的儒家?！辈淘嗾J為，對于孔子的學問和后世所傳的儒教或孔教應該區(qū)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