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中國許多知識分子和魯迅一樣，對孔廟極度厭煩。他們的反儒思想和福澤喻吉的“脫亞論”有相似之處。

革命雖然取得了成功，可是又出現(xiàn)了一個要稱帝的袁世凱。袁頻繁舉行尊孔活動，因此知識分子便希望推翻被袁利用的儒教。在反對的浪潮下，袁的復辟理想最終破滅，被迫取消了帝制，不久便抑郁而亡。

當時，日本和中國簽訂的“二十一條”極大地激起了民憤。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日本和中國都是參戰(zhàn)國。雖然孫文極力反對中國參戰(zhàn)，但北方政府在外國的邀請下最終參戰(zhàn)。當時德國在青島擁有租界，并且在山東半島享受各種權益。以聯(lián)合國身份參戰(zhàn)的日本進攻在青島的德軍，占領了德國擁有的地盤。日本在提出繼承德國在山東擁有的特權同時，還要求將即將到期的遼東半島租期延長到九十九年。所有要求合稱為“二十一條”。中國也是聯(lián)合國成員，原本希望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并且遼東半島二十五年期限將至，理應返還，但是卻被無理地延長到九十九年，這激起了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的極大憤慨，于是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大規(guī)模的游行示威。其中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領導的游行最為有名，這就是有名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不僅要求廢除“二十一條”，還對接受屈辱條約的政府提出了抗議。導致中國最后接受喪權辱國條約的正是“舊來的陋習”，必須把它推翻。這與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論”有相同之處。運動中打出了許多口號，“打倒孔家店”便是其一?！按虻箍准业辍弊匀皇欠慈暹\動。

我們一直以來跟隨著孔子先生學習，但是現(xiàn)在這位先生已經不再優(yōu)秀了，應當另投師門，那便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當時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和胡適在言論界十分活躍。他們所創(chuàng)立的《新青年》雜志在知識青年中影響很大。

胡適（1891—1962）曾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杜威，歸國后在北京大學任教。他討論了除儒教外的中國古代思想，并從中提取精髓，對儒教進行批判。陳獨秀（ 1879—1942）作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運用馬克思主義展開反儒運動。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偽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在《新青年》的創(chuàng)刊號上，陳獨秀發(fā)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旗幟鮮明地舉起了反儒大旗。魯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記》也發(fā)表在《新青年》上，揭穿了仁義道德的吃人本質。

他們之所以對儒教進行抨擊，是由于堅信儒教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

五四運動過去已經多年了，如今又提出了儒教在近代化發(fā)展中起到積極作用的觀點，如果幾十年前的斗士們聽到這樣的評價想必一定會很詫異吧。

與近代接軌

最后提出總結。

有人認為儒教是近代化的障礙，有人又主張儒教在近代化發(fā)展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儒教呢？

如果說儒教有很多面，既有積極的一面，又有消極的一面，可能會有人批判儒教“狡兔三窟”。然而如果仔細考察一下儒教的各個層面，便最終會回歸到儒教的各個流派上。

先來看儒教的宗教因素，即供奉天地祖先。成為無愧于天地、祖先之人，這是儒教教徒的基本理念。對萬物懷有虔誠之心，對待“近代化”也是如此。

康有為認為孔子是借周公之口說出了自己的理想，這就表明了儒教無法擺脫尚古主義的宿命。

 “虔誠”對近代化起到了積極作用，而尚古主義起到了消極作用。圣人周公所處的是烏托邦式社會，而五百年后的孔子時代，即春秋之世則墮落為“道不行”的時代，社會風氣敗落，這是儒家學者的共識。康有為之師、廣東九江先生朱次琦（1807—1881）提出了“三世說”，認為社會是沿著亂世、升平世、太平世順次發(fā)展的。這種樸素的進化史觀，給儒教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 1813—1864）年輕時科舉落第，歸鄉(xiāng)之前在廣州六榕寺聽了朱次琦關于三世之說的講義，頓時覺悟，一直認為理想社會存在于過去的觀點并不正確，而是理想社會存在于將來。儒教尚古主義的根深蒂固是我們無法想象的，其滯后性對近代化自然是起到了負面影響。

提起近代化便不能不提經濟發(fā)展。社會穩(wěn)定是經濟發(fā)展的前提，因此重視秩序的儒教式生活倫理起到了積極作用。然而“五倫”中除了朋友關系，其余四倫——君臣、父子、長幼、夫婦內在的不平等已形成定勢，不容置疑。但是近代化強調批判精神，一切超越批判的都被列為負面因素。

因此雖然儒家所重視的“禮”在維持社會秩序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其形式主義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敵。

社會穩(wěn)定是儒家的目的，但絕不意味著是對現(xiàn)狀的肯定和維持?？鬃痈袊@自己所生活的春秋時代“道不行”，于是便希望可以改變現(xiàn)狀?；氐竭^去太不現(xiàn)實，改變現(xiàn)狀卻是可行之舉。如果認為秩序混亂的現(xiàn)狀還要必須維持，那就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本意。到了漢代，儒家被體制收編后，其肯定現(xiàn)狀、穩(wěn)定現(xiàn)狀的傾向便被強調。當時的儒教應被冠以“御用儒”之名，其先祖便是善于洞察當世要務的叔孫通，他為了讓弟子們獲得晉升曾成功斡旋，因此當時的儒者也可以被稱為“職業(yè)儒”。

儒家所重視的“禮”在維持社會秩序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其形式主義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敵。

儒家對“學”的推崇，也在近代化中起到了積極作用。《論語》開卷第一頁便提到了“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由此可見對學問的重視。與此同時還強調了“習”的重要性。學，是接受先生的教導，而習則是指自己復習，有實踐之意。初期的儒教十分重視禮儀，不僅在意識上強調，還極其重視實踐?！傲暋币餐瑯尤绱耍罄碚撆c實踐的結合。因此可以稱之為學問的現(xiàn)實主義。但是，如果過于強調實踐效果，就會使人厭惡與實踐脫節(jié)的理論，結果必然導致純粹學問主義的喪失。對實踐沒有實際指導作用的學問往往便被忽視，而這才是真正的學問基礎，也是近代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