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對于書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斷現(xiàn)在已被人類學家所深刻理解，特別是如果在他們所研究的文化中語言是復雜對話的唯一源泉時。人類學家知道書面文字不僅僅是話音的回聲，這一點諾思洛普·弗萊也曾提到過。這完全是另一種聲音，是一流魔術師的把戲。在那些發(fā)明文字的人眼里，文字確有此神力?？紤]到這些，那么埃及神話中把文字帶給塔慕次國王的月神透特同時也是魔術之神，就不足為奇了。我們這樣的人也許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們的人類學家知道，對于一個只有口頭語言的民族，文字會顯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這樣的對話似乎沒有對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對象。有什么比把問題訴諸文本時的沉默更奇怪的呢？有什么比向一個無形的讀者傾訴，并且因為知道有一個無名的讀者會反對或誤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這正是每一本書的作者必須做的。

提出上述的觀點，是因為本書后面將討論我們的民族怎樣經(jīng)歷從文字魔術向電子魔術轉換的巨大變化。我這里想要指出的是，把諸如文字或鐘表這樣的技藝引入文化，不僅僅是人類對時間的約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類思維方式的轉變，當然，也是文化內(nèi)容的改變。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把媒介稱作“隱喻”的道理。在學校里，老師非常正確地告訴我們，隱喻是一種通過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較來揭示該事物實質(zhì)的方法。通過這種強大的暗示力，我們腦中也形成了這樣一個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個事物必須引入另一個事物：光是波，語言是一棵樹，上帝是一個明智而可敬的人，大腦是被知識照亮的黑暗洞穴。如果這些隱喻不再有效，我們一定會找到其他適用的：光是粒子，語言是一條河，上帝是一個微分方程（正如羅素曾經(jīng)宣稱的），大腦是一個渴望栽培的花園。

但是我們這種媒介—隱喻的關系并沒有如此明了和生動，而是更為復雜。為了理解這些隱喻的功能，我們應該考慮到信息的象征方式、來源、數(shù)量、傳播速度以及信息所處的語境。例如，鐘表把時間再現(xiàn)為獨立而精確的順序，文字使大腦成為書寫經(jīng)歷的石碑，電報把新聞變成商品。要想深刻理解這些隱喻，我們確實要費些周折。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我們創(chuàng)造的每一種工具都蘊涵著超越其自身的意義，那么理解這些隱喻就會容易多了。例如，有人指出，12世紀眼鏡的發(fā)明不僅使矯正視力成為可能，而且還暗示了人類可以不必把天賦或缺陷視為最終的命運。眼鏡的出現(xiàn)告訴我們，可以不必迷信天命，身體和大腦都是可以完善的。我覺得，如果說12世紀眼鏡的發(fā)明和20世紀基因分裂的研究之間存在某種關聯(lián)，那也不為過。

即使是顯微鏡這樣不常用的儀器，也包含了令人驚訝的寓意，這種寓意不是關于生物學的，而是關于心理學的。通過展示一個肉眼看不見的世界，顯微鏡提出了一個有關大腦結構的解釋。

如果事物總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見地隱藏于我們的皮膚內(nèi)外，如果隱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見地隱藏在某個地方？精神分析除了充當大腦的顯微鏡之外還有什么？我們對于大腦的理解除了來自某些工具所產(chǎn)生的隱喻之外，還有什么途徑？我們說一個人有126的智商，又是怎么一回事？在人們的頭腦里并不存在數(shù)字，智力也沒有數(shù)量和體積，除非我們相信它有。那么為什么我們還要相信它有呢？這是因為我們擁有可以說明大腦情況的工具。確實，我們思想的工具能幫助我們理解自己的身體：有時我們稱自己的身體為“生物鐘”，有時我們談論自己的“遺傳密碼”，有時我們像看書一樣閱讀別人的臉，有時我們用表情傳達自己的意圖。

伽利略說過，大自然的語言是數(shù)學。他這樣說只是打個比方。大自然自己不會說話，我們的身體和大腦也不會說話。我們關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對話，是用任何一種我們覺得便利的“語言”進行的。我們認識到的自然、智力、人類動機或思想，并不是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是它們在語言中的表現(xiàn)形式。我們的語言即媒介，我們的媒介即隱喻，我們的隱喻創(chuàng)造了我們的文化的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