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三十歲時即著手編定出版《達夫全集》，真是空前絕后。依老例，《全集》總是蓋棺之后的清理，至少也要垂垂老矣才可以做的事。在郁達夫，卻一邊慨嘆“男子的三十歲，是一個最危險的年齡。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殺，總在這前后實行的。而更有痛于自殺者，就是‘心死’”，一邊“把過去的生活結一個總賬”。所謂“過去的生活”即是從他1921年以來的創(chuàng)作。

《全集》的一、二、三集都是在1927年出版的。《寒灰集》、《雞肋集》均由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出版，第三集《過去集》則改由上海北新書局印行，因為8月15日上海的《申報》和《民國日報》同時刊登了郁達夫的《啟事》，《啟事》聲明退出創(chuàng)造社。此前一天，郁達夫編定了他的《日記九種》，并寫下一篇頗為沉痛的《后敘》，痛惜與十數(shù)年老友的分手，又說“文人賣到日記和書函，是走到末路時的行為”。新文學作家出版日記，郁達夫是第一個。

《日記九種》的銷行成績非常好，甚至超過了《沉淪》。上海泰東書局1921年10月15日出版的《沉淪》，是郁達夫的第一本創(chuàng)作集，也是新文學的第一部小說集。《狂人日記》雖是第一篇白話小說，《吶喊》的結集卻是到1923年才出來。含了三個短篇的《沉淪》，制造了暴風雨似的轟動，銷售了兩萬多冊。周作人的批評是權威性和結論性的：《沉淪》是一件藝術品，是“受戒者文學”。周作人反對“人家憑了道德的名來批判文藝”，但《沉淪》的成功恰恰是因為喚起了道德范疇內的文化共鳴，即坦言的性要求的新道德之聲，《沉淪》應和了反封建的時代主潮。但是以今天的眼光去看，《沉淪》就是自然主義地寫了一個青春期少年的性苦悶心理和性變態(tài)行為，包括因為是“支那”人而受到日本女人歧視的“異鄉(xiāng)屈辱”也盡在性苦悶范疇內。手淫、窺浴、山間野合、妓院，這些直率的場景給那一代新興讀者以驚駭和震撼。性主題，也是新文學接受的新主題之一，這些，都保證了《沉淪》在文學史上的永遠的席位。

郁達夫曾經提出一個“時間試練”的概念，他說：“凡作品之被視為偉大的，大抵總要經過一百年或五十年的試練之后，才能成立?！苯涍^大半個世紀的“試練”，郁達夫本人的小說都不夠偉大甚至杰出，它曾有過的光輝已經漸次黯淡下去了。七十年前，陳西瀅在列舉十部新文學名著時，在小說中拈出《沉淪》和《吶喊》。他說：“郁先生的作品，嚴格地說起來，簡直是生活的片斷，并沒有多少短篇小說的格式。里面的主人，大都是一個放浪的，牢騷的，富于感情的，常常是墮落的青年。一篇文字開始時，我們往往不知道為什么要那時才開始，收束時，也不知道為什么到那時就結束，因為在開始以先，在結束以后，我們知道還是有許多同樣的情調，只要作者繼續(xù)寫下去，幾乎可以永遠不絕的?！苯Y構本身，并不是郁達夫小說的致命傷，結構上比較完整的中篇《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均被認為是寫壞了的小說。《迷羊》第一次著力正面寫女性形象，并且具有寫實主義的色彩，但終于被早先的感傷主義復發(fā)所沖抵了。一對戀人(大學生和女戲子)在情感高燒之后跌入常溫，跌入日常的瑣碎和經濟上的困頓，女方出走。在可能達到寫實的高度之前，男方卻得知女人是為了不影響他的身體而離去。沒有了早先震撼性的主題，又沒有新的意義誕生，使這部小說幾乎接近了通俗文學的邊緣?！端且粋€弱女子》關于性和暴力的駭人描寫，只是將先前的性變態(tài)故事?lián)Q了女性為主角。幾個可以一讀的短篇如《春風沉醉的晚上》、《遲桂花》、《過去》，用靈的要求平衡和化解了肉的要求，使作品有一層溫情的籠罩。

郁達夫小說只成功地寫出了一個人物，就是他本人，頹廢的、病態(tài)的、感傷的、易哭的青年。如果說，小說中的郁達夫不免感傷過度、夸大其詞、冗贅絮叨、難以自拔地矯情，那么，日記中的郁達夫要精簡得多真實得多，即使感傷、頹廢，也是真實的精簡的感傷和頹廢?！度沼浘欧N》記錄了他1926年11月至1927年7月，九個月的生活歷程，可能是郁達夫最優(yōu)秀的散文作品之一。

在這部暢銷的日記寫作即將結束之前，郁達夫多少已經有意公開它，當時他專門寫過一篇文論《日記文學》，他說：“日記文學，是文學里的一個核心，是正統(tǒng)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闭J為日記不僅是考據(jù)作家作品的資料，本身就是文學。還說：“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有自傳的色彩?！边@是他第一次談起“文學作品，都是自敘傳”，以后又曾數(shù)次修正性地堅持這個論題。幾年之后，他談到傳記文學，說到“要傳述一個活潑潑而且整個的人”，“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與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哭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來寫，才可以見得真，說得像”。

《日記九種》便“見得真，說得像”，不避瑣碎地記錄了郁達夫本人的“外面的起伏事實”和“內心的變革過程”。他的本階段“公生活”，包括如何自粵返滬主持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其時他是出版部的“總務理事”。日記記錄了他的編稿寫稿，理賬追賬，以及與老友部下的糾葛恩怨；“私生活”更繁瑣細碎一些，包括大量買書、讀書，看電影、搓麻將、吸鴉片、上妓院、飲酒、喝茶、聽戲，最完整的主線，是他對王映霞女士的追求、挫折和終遂其愿。郁王之戀，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