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并不想在此為商紂王做翻案文章。作為一個從小錦衣玉食、不知民間疾苦，習慣于高高在上、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統(tǒng)治者，荒淫墮落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在武王伐紂的牧野盟誓中，所列舉的紂王全部罪名是：“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軌于商國?！币姟妒酚洝ぶ鼙炯o》。云云，所有這些，比起后來加在紂王頭上的罪名，實在算不了什么。

牧野盟誓所宣稱的殷紂王的第一條罪名也是最重要的罪名，竟然是過多地聽信了婦人的話語。這就有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了。孔子的學生子貢就說過：“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p>

見《論語·子張》。

比起后來為殷紂王扣上的種種罪名，武王牧野盟誓所列舉的罪狀無疑是最貼近真實的，因為那是戰(zhàn)爭之前的動員令，如果摻雜太多的虛假謊言而被察覺，無疑會動搖軍心。

辨析了以上史料之后，如果我們客觀地分析后世留傳下來的西周歷史文獻上的道德說教，公平地說，公元前900年左右發(fā)生的這一場幾千年來罕見的年平均氣溫急劇下降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才是商周交替之際發(fā)生“革命”的歷史真相。

據(jù)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西周以后流傳下來的文獻（包括《史記》）中所講述的有關殷紂王荒淫無道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種周王朝統(tǒng)治者的政治宣傳。

三、孔子的近祖

商周革命，商紂王“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見《史記·周本紀》。周王朝的姬姓政權取代了商王朝的子姓政權，“封商紂子祿父（即武庚）殷之遺民（名封民而不名封土，說明此時人力資源緊缺而土地資源豐富，當時的中國可謂廣土寡民）……武王病……后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后，國于宋”。

同上。

微子，名啟，孔子的十六世先祖。

“微子開（太史公為避漢景帝劉啟之諱，故以‘開’代‘啟’）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周公即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啟）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愛戴之?！?/p>

《史記·宋微子世家》。

以上文字，是說微子啟是殷帝乙的次妃所生，而紂是殷帝乙的元妃所生，所以雖然微子啟是紂的兄長，但還是由紂繼位為帝。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于帝王世系中嫡庶與繼承權關系的表述。微子啟看來是一位有胸懷、有遠見、識大體的人，所以在國破家亡、血風腥雨之際，能夠卑躬屈膝，茍全性命于亂世，最后在武庚被誅之后能夠“國于宋”，為殷商王朝留下了一脈香火，使得注重祖先祭祀的商族先人的亡靈有廟可依。按照商人的文化價值來判斷，微子啟可謂大智大賢。

“微子開（啟）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p>

同上。微仲也稱仲思衍，是宋國的第二代國君。微仲三傳到湣公共?！皽」沧?，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p>

同上。

厲公鮒祀有一位兄長，叫弗父何。這位弗父何在宋國的地位大概與微子啟在商朝地位一樣，是庶生之子，而鮒祀則是嫡生之子。但后世有很多文獻講述了鮒祀殺了叔父煬公之后，請弗父何做國君，而弗父何讓位于鮒祀的故事。

見《左傳·昭公七年》，《孔子編年》《孔子家語》《孔氏家譜》等有關記載。

弗父何是孔子的十世祖。從弗父何起，孔子先祖的身份由一國之君（公）下降到卿。弗父何為宋國世襲上卿，封于“粟”（今河南省夏邑縣一帶）。

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在孔子的先公中是一位值得書寫的人物。

“正字考父，為宋卿，佐戴、武、宣公。三命益恭，有圣人之德。適周，得《商頌》十二篇于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圣祖編詩，又亡其七篇?！?/p>

見《孔子家譜序跋宗圖》?？磥恚鬃拥倪@位七世先祖在文化造詣上是與孔子最接近的人，他也曾經(jīng)到周朝的國都拜訪周太師，從周太師那里“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

見《左傳·昭公七年》。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刪述詩書的時候，傳下來的十二篇《商頌》僅得五篇，孔子把這五篇《商頌》都編訂到了《詩經(jīng)》里。在這一點上，孔子可謂繼承了這位先祖的遺志。

《左傳·昭公七年》還記載了正考父在家廟的青銅鼎上刻下銘文：“一命而僂，二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边@段銘文的背景是，正考父長年作為宋國的上卿，連輔三君，可謂是宋國炙手可熱的權臣。但正考父卻能夠在這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上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深諳以柔克剛、以屈保身之道。這種做人處事之道與西周的第一大賢周公旦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段鑄刻在家廟銅鼎上的銘文其用意很明顯，是用來教育本家子弟的，并不一定是正考父在現(xiàn)實中行為狀態(tài)的準確描述。這一點又與周公想到了一起：曲阜周公廟古代鑄有一個金人，金人的背上鑄刻著一段銘文，銘文的內容通篇都是誡強守弱、誡高守卑之言。傳說這是周公在他的兒子伯禽就封魯國時，恐其有失，親書銘文于老家仆的背上，讓伯禽隨時觀看，以免忘記自己的訓誡。伯禽就國之后，乃鑄金人于祖廟，并把此文銘于金人之背。

《金人銘》碑文：古之慎言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河。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wǎng)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 疆梁者不得其終，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世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zhí)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于此，江河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 戒之哉！

不過，正考父和周公這種靈犀相通的全身之道，正考父的七代孫孔子雖然領會在心，卻沒有全然繼承。因為在孔子看來，天地之間有一種道比個人全身之道更值得追求，那就是“天道”。倒是后世的道家把這種理論發(fā)揮到了極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