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理查德正是理查德·庫欣（RichardCushing）紅衣主教，與父親私交甚篤。理查德曾來我們科德角做客，他和父親喜歡開著摩托艇瑪琳（Marlin）、帶上一大罐雜燴和一大罐臺克利 出海，一邊航行一邊談論神學（theology）和時事。

波比堅持認為自己的理解沒問題。砰的一聲！父親摔門走到隔壁，一個電話打給了理查德，安排了波比和他的會面。理查德見過波比后反應和父親一樣，都覺得這不可思議，于是派了一些他的教眾去聽菲尼的周四晚講座。反饋結果表明波比的判斷是正確的，于是庫欣禁止菲尼繼續(xù)開設講座，菲尼不服。1949年9月，大主教管區(qū)（archdiocese）發(fā)出敕令譴責菲尼的言論并且停止了他的神職。1952年2月，菲尼神父最終被驅逐出了教區(qū)。

菲尼神父的批評者當然不止波比一個，但波比卻是第一批取得了成效的人之一，而且這場由他嚴肅宗教立場所引發(fā)的震動并未因菲尼遭驅逐而結束。在理查德·庫欣與羅馬教皇討論之后，這個問題積極促成了于1962年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召開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theSecondEcumenicalCounciloftheVatican）。

1944年8月，我一生中第一次體驗到悲劇。在那之前，全家人，特別是母親，被一件事搞得焦躁不安：5月，24歲的奇珂從倫敦發(fā)回消息，說她和追求自己六年的英國貴族威廉·卡文迪什（WilliamCavendish）結婚了。要知道，卡文迪什是個英國國教徒（Anglican）——亦即清教徒（Protestant）——盡管母親深愛著奇珂，可要讓她委屈自己嚴格的天主教信條，冒家族后代可能脫教之大不韙，一下子就接受女兒的婚姻決定實屬難事。

8月13日，那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們在科德角的家中百無聊賴地打發(fā)著時光，而那天的記憶卻至今依然鮮活地存在我的腦中。當時家里人有母親、杰克、喬伊·加甘、我、珍妮、尤尼斯以及一個尤尼斯的歐洲朋友，18歲的比爾德（PeggyEdgertonByrd）。我們聚在前廳收聽賓·克羅斯比（BingCrosby）的年度金曲：“我會看到你，”這時一輛陌生的黑色轎車停在了院子里。兩位海軍隨軍牧師（navalchaplain）走下車，順著樓梯走向門廊，叩響了綠色的門。正在看周日報紙的母親從只有她能棲身的小搖椅里抬頭望去。她打開門，迎進兩位牧師，我們隱約聽到了幾個詞：“失去、失蹤。”一下子全呆住了。

牧師說想見父親，母親轉身急忙跑上樓去。父親那時正在樓上小睡。一會兒，父母一起走下樓，帶兩位牧師走進了另一個房間，簡單地交談了幾句。他們從房間出來的時候，父親的臉上掛著痛苦的表情。牧師向他確認了一個我們都已經(jīng)猜到的消息。小喬伊犧牲了。

在完成了25次空戰(zhàn)任務之后，喬伊本可以回家，但他志愿參加了另一個特別危險的任務，這個任務是如此危險，以至于地勤人員都央求他不要參加，但小喬伊還是登上了飛機。這項任務要求喬伊和另一名飛行員乘坐一架裝著高爆炸藥（highexplosive）的試驗無人機升空，將無人機導向襲擊德軍某目標的軌道，然后跳傘，讓無線電射線（radiobeam）引導無人機向目標撞去。結果任務執(zhí)行過程中出了差錯，也許是無線電控制器產生了火星。不管怎樣，無人機在兩位飛行員準備跳傘前幾分鐘突然爆炸，化成了火球。

當時在前廳的人立刻哭了起來，母親、姐姐、客人還有我——所有人都在哭，有的甚至慟哭失聲。父親轉身蹣跚著走上樓，不愿我們看見他泣不成聲的樣子。

這樣的情形持續(xù)了大概十五分鐘，然后杰克開口說話。

“喬伊一定不愿看到我們坐在這里哭泣的樣子，”“他想看到的是我們去航海，我們去航海吧，泰迪、喬伊 ，開船，我們要去航海。”

我們后來真的去了。

無數(shù)的海上時光大多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搖著船舵，駛離讓我瀕臨崩潰的痛苦，穿越能夠治愈創(chuàng)傷的海水，駛在通往新生和希望的艱難長路上，這是第一次，很多次中的第一次。

喬伊被追授海軍十字勛章（NavyCross）、優(yōu)異飛行十字勛章（DistinguishedFlyingCross）和飛行獎章（AirMedal）。1946年，海軍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艘驅逐艦。然而，這些榮譽對父親來講什么都不是，他余生都未能從長子的噩耗中完全解脫出來。

就在接到喬伊噩耗三周之后，比利·卡文迪什 （BillyCavendish）在比利時與德軍交戰(zhàn)中犧牲。凱思林那時在美國料理喬伊的喪事，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她正和尤尼斯在紐約買東西，一個帶信的人找到了她們倆，告訴她速回華道夫·阿斯多利亞酒店（Waldorf-Astoria），父親派來的人正在那里等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