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習》雜志事件為例

一  延安知識分子及來源

從延安整風以后，新意識形態(tài)的建立基本成型。新意識形態(tài)的完成雖然以毛澤東為主導，但這個完成過程并不是個人力量可以達到的，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和不斷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當時新聞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陸定一和胡喬木的責任。這一點，可以通過50年代初發(fā)生的《學習》雜志事件來做一個分析，在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出延安知識分子在新意識形態(tài)建立中的一些功能。

所謂延安知識分子，主要指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不在此列。延安知識分子的主要來源是當年的左傾教授和左傾青年：在教授中以陳伯達、艾思奇、范文瀾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喬木、于光遠、胡繩為代表。當年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識分子就是“延安知識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都能與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識分子。如果說延安確有新文化，那么創(chuàng)造這些新文化并為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識分子，才可以視為是“延安知識分子”。有些沒有到過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們看做是延安知識分子，而像王實味、蕭軍、高長虹等雖然到了延安，但最終無法和延安文化達成平衡，所以也不應當看做是“延安知識分子”。

延安自己沒有大學，它的知識分子都來自于當時中國社會的各類大學。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識分子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一類人，他們差不多都出自當時中國最好的大學，像陳伯達是吳承仕的學生，范文瀾是黃侃的學生，而胡喬木、于光遠都是清華大學的學生，胡繩曾考入過北大，等等。就個人的歷史選擇而言，延安知識分子比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付出更大的勇氣，這也同時說明延安知識分子的思想是以激進為特點的。就個性和才華而言，他們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比并不遜色，而且在許多方面可能還要強過他們。特別是在把理論和學術用來指導行為，把馬列主義中國化方面，他們更有創(chuàng)造才能。就學術背景和寫作才能評價，像陳伯達、胡喬木、于光遠、胡繩，都是學有根底的文章高手。

說到延安知識分子，就不能不說當年的馬列學院和后來的中央研究院。延安創(chuàng)辦馬克思列寧學院的目的是培養(yǎng)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院長由張聞天兼任。從1938年5月5日馬克思一百二十周年誕辰時成立，到1941年改組，它前后約有三年時間。

馬列學院的學習期限是三個月，主要課程有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近代世界革命史和黨的建設。延安馬列學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大學，只是一個培訓性質的學校。無論共產(chǎn)黨還是國民黨，凡短期訓練班都有極強的實用性，也是其日后相關方面的干部基地。當時課程設置是以馬列主義為基本內(nèi)容的，幾乎沒有其他思想。教政治經(jīng)濟學的是副院長王學文，教馬列主義基本問題是吳亮平，哲學是艾思奇，中國革命運動史和西洋革命史是楊松（后為《解放日報》總編）及陳昌浩，大體是留蘇的學者。“黨的建設”前半部分由康生講，后半部分由劉少奇、陳云、李富春作專題報告。劉少奇《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陳云《怎樣做一個共產(chǎn)黨員》就是給馬列學院作的報告。當時，歷史研究室主任是范文瀾，中國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國文藝研究室主任歐陽山，國際問題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語教研室主任師哲，中國教育研究室和中國新聞研究室主任由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兼任。1

第一期結業(yè)后，留下來做教員和管理骨干的有宋平、鄧力群、馬洪、王光偉、田家英、曾彥修、李清等。馬列學院前后共培養(yǎng)的近千名干部，后來成了各條戰(zhàn)線的骨干。1949年以后中共領導的秘書和負責理論宣傳方面的干部，以出身馬列學院的人為多。

馬列學院雖然是為建立新意識形態(tài)而設立的一所學校，但毛澤東對它并不滿意，也許是與它的校長有關。張聞天在中共早期領導人當中是較有理論素養(yǎng)和知識分子氣質的，后來許多人對他在馬列學院時的工作評價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風比較民主，他也鼓勵學員自由討論和獨立思考。2

因為馬列學院偏重于理論學習，就學術訓練而言，對學員確實有很大提高，這一點，從以后學員的學術生涯中得到了證明。但毛澤東的用意并不在此，因為馬列學院的目的不是讓學員學會理論和有學術訓練，而是要能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也就是說，是要學員能準確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上С跗诘鸟R列學院沒有做到這一點，當時對它的指責是：“馬列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1942年，張聞天在晉西調(diào)查期間收到毛澤東的一封信，被指出馬列學院的教學方針有問題，認為還沒有達到像后來延安“整風”時所要求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