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你的臺灣話為什么講得這樣好？”這是我跟人用臺語會話的時候，常聽到的恭維。但是，如果我告訴他：我本來就是臺灣人，是一個道地道地的臺灣人 父親是彰化縣北斗鎮(zhèn)人，母親是臺南市人，別人又會驚訝地重新打量我說：“不像嘛，一點兒都不像！”

我這個年紀的本省人，多多少少都還記得一些日本話，有時候我跟日本人或只會說日本話的人（譬如日本華僑）用日語會話，也往往會聽到：“你的日本話很漂亮，完全沒有臺灣腔?！敝惖墓ЬS。

我不知道一個人應該長得怎么樣才像臺灣人，可是我知道別人說我臺灣話講得不錯，正表示我這個臺灣人講出來的臺語實在不十分標準；人家以為我不是臺灣人，卻能說一口“流利”的臺語，所以才會如此夸獎我。至于說到我的日語不帶臺灣腔，則又可能意味著我另有一種別的腔調也說不定。

這些話語我經常聽到，所以平時總是不置可否笑笑而已，若要解釋起來，實在有些麻煩，勢必要牽涉到我的童年和我的生長背景。然而，前些日子，與一些朋友談及此事，竟覺得有些情緒激動起來，想要溫習一下逝去的童年，同時也借此給自己一個比較客觀的分析和答案。

別人對我產生那種奇怪的印象，其實是有緣由的。

我雖然是一個道地道地的臺灣人，卻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我出生在上海，我家八個兄弟姊妹當中，除了弟弟因避民國二十六年的“上海事變”而于東京出生外，其余七人都誕生于上海。雙親很早便從臺灣遷居于上海?？箲?zhàn)結束以前，父親一直任職于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的上海支店，所以我們幾個兄弟姊妹，先后都在上海市江灣路的家生長。

當時的上海，四分五裂。我們住的是日本租界閘北地區(qū)。那里面的日本人占著很大的人口比例。他們有許多就學年齡的子女，所以設有日本小學多達九所，其中一所專為朝鮮人而設。那時的臺灣人，依據馬關條約，也算是日本人，但是閘北地區(qū)的臺胞子女大概沒有朝鮮人多，因此日人并沒有特別為我們開辦一個小學，卻令我們按學區(qū)劃分，與日本兒童共同上學。我八歲時，先進入“第一國民學校”，次年因學生人數增多，新設立“第八國民學校”， 便與附近的日本學童們重被分配到那所新開的小學讀書。直到抗戰(zhàn)勝利，我小學五年級以前的教育，都是在那里接受的。

我家鄰近的臺灣人不多，所以當時“第八國民學?！?，全校只有我和妹妹兩個臺灣學生。老師和同學總是以奇特的眼光看待我們。我們因為從小與日本孩童一起長大，語言習慣都頗為日本化；父母則因為我們還幼小，也就沒有灌輸我們臺灣如何割讓給日本的歷史，所以我們根本無由了解何以自己與別的同學有差異。我們在家里大部分是講日本話，跟父母偶爾講極有限的臺灣話，和娘姨（上海人稱女傭為娘姨）則全部講上海話；可是在外面，我們絕不說臺灣話和上海話（當時在閘北的臺灣人都不得不如此）；即使這樣，大家還是以奇特的眼光看我們。

記得那時最愁學校舉行母姊會一類的活動，因為我的母親在那些日本媽媽們當中總是顯得十分與眾不同，尤其她把那一頭長發(fā)在頸后挽一個髻，那是一般上海中年婦女的標準發(fā)型，沒有一個同學的母親梳那種頭發(fā)。每回母親來學校，我總是盡量躲開她，很怕她同我打招呼講話?？墒牵袝r校方會邀請家長們進入教室參觀上課情形。有些同學的母親會穿一身華麗的日本和服來，那真讓做子女的感到很光彩；可是，母親的來臨，卻徒增我的困窘，因為同學們會指指點點，猜測那是誰的媽媽？使我羞愧得幾乎想沖出教室門外。雖然我是班上唯一的臺灣人，平常這個差別還不太明顯，只有在母親來校時，就像用放大鏡照射似的，我會變得十分怪異奇特起來；而且這種事總是余波蕩漾，使我好幾天都成為大家竊竊私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