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并不“仇富”，也不“仇官”。他們反對的，是“為官不正”和“為富不仁”。

道德如非“自律”，必定變成“偽善”；政府介入行業(yè)，“市場”就成“官場”。

五四運動以后，我們告別“包辦婚姻”，實現(xiàn)了“擇偶的自由”；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又告別“統(tǒng)一分配”，實現(xiàn)了“擇業(yè)的自由”。擇偶和擇業(yè)都自由，“擇居的自由”就必然會提到議事日程。這是遲早都要做的事情。

我反對“望子成龍”，主張“望子成人”。也就是說，做一個善良的人，真實的人，健康的人，快樂的人。

文過飾非，乃是官員的職業(yè)本能；用詞不當，則是媒體常犯的錯誤。

教育的失敗，是最大的失??；學校的污染，是根本的污染。

人才，就是不被社會和自己毀掉的學生；良師，就是不把學生毀掉的老師。

中國最該說話的人，如果慢慢地都沒了脾氣，就只好讓歷史發(fā)脾氣了。

面對公共事件，重要的是擺事實、講道理、辨是非，而不是問親疏、問態(tài)度、問動機。否則，我們就永遠不會認錯，也不會質(zhì)疑，不會批評，不會辯護，不會道歉。

當今中國，不但鮮有參天大樹，就連灌木和小草都快沒了，多的是水泥和塑料　　水泥的腦袋，塑料的眼睛。

比權(quán)術(shù)和權(quán)謀更恐怖的，是權(quán)力的不受限制，以及對權(quán)力的崇拜。只有全社會都不再把權(quán)力當回事，才能把歷史上的權(quán)力斗爭，純粹看作“游戲”。

為了國家的進步，人民的幸福，我們必須拋棄“桃園結(jié)義”，通過“全民公約”來建設(shè)“法治國家”。這樣一種“社會契約”的締結(jié)，也是一種“結(jié)義”，只不過它不該在“桃園”。

真俗的人都不媚俗，正如真善的人都不偽善。媚俗之可惡，在“媚”不在“俗”。

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公民！

官員是什么？公務場合是“公仆”下班以后是“公民”。

走出書齋要有膽，走向大眾要有才。這兩條，我看十有八九做不到。所以我的意見，是十之八九留在書齋，百分之五走向大眾，還有百分之五不妨觀望游移。不客氣地說，走出去的那百分之五，能夠不受干擾地堅持到底，就阿彌陀佛了。

實際上，現(xiàn)在中國每發(fā)生一起事件，差不多都會牽涉到常識問題。

常識之所以是常識，就因為它原本是“無需提及”的。如果還要“身心疲憊地不斷重復”，真是讓人“悲從心來”。

城市是市民的，不是市長的。

韓寒從來就不裝腔作勢，更不忸怩作態(tài)。而且，他恐怕也沒給自己賦予什么“崇高的使命”和“偉大的擔當”。他只是一個沒有被“毀人不倦”的中國教育毀掉的“幸存者”，又“童言無忌”地說出了一些其實大家都感覺到了的真實。

正因為中國教育普遍失敗，才顯得我好像是個人物。其實，我早就說過，我就是個“大蘿卜”，一個在“肉湯”里煮過，有點“學術(shù)味兒”的蘿卜。我這“蘿卜”居然大受歡迎，只能說明現(xiàn)在的學生，連蘿卜都吃不到了。

這就是《三國演義》留給我們的遺產(chǎn)：一面可疑的旗幟（忠義），兩顆有毒的藥丸（偽善與權(quán)謀）。這樣的藥丸，當然不能再吃，哪怕裹著糖衣。

為什么經(jīng)過了那么多的努力，付出了那么大的代價，大同夢和強國夢，都未能很好地實現(xiàn)，甚至適得其反？就因為過去這兩個夢，缺少了重要的一環(huán)　　每個中國公民的“幸福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