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14日，在巴黎郊外馬恩河畔的諾讓小城，許多法國電影導演、演員、評論家、哲學家和詩人聚集到圣薩蒂南教堂，參加安德烈·巴贊的葬禮?？吹饺绱酥嘁轮f重的哀悼者送來的堆積如山的鮮花，葬禮的承辦者試圖拒絕《電影手冊》雜志社出錢安排的乞丐般的葬禮。雅克·多尼奧爾-瓦爾克羅茲曾經(jīng)與巴贊共同創(chuàng)立《電影手冊》雜志，他解釋說，二十年的教學、組織和寫作活動，沒有讓巴贊變得富裕起來，巴贊的妻兒必須盡最大可能地節(jié)省開支。發(fā)生在教堂外面的爭論幾將爆發(fā)，雖然雅克·多尼奧爾-瓦爾克羅茲在這場爭論中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是他不得不按部就班地參加完這次由不情愿的承辦者舉辦的葬禮。

人們對一個窮人被如此風光地安葬產(chǎn)生懷疑，這是絕對無可厚非的事情。葬禮上，巴贊最親密的老朋友居伊·萊熱獻上了一首莊嚴的安魂彌撒曲；葬禮結(jié)束后，人們準備步入秋日的陽光，法國最大的日報《自由巴黎人》創(chuàng)辦者暨總編輯克勞德·貝朗熱為巴贊獻上了一份正式頌詞，這份頌詞蘊含的強烈感情使在場的每一個人感到意外：

誰能充分解釋巴贊每時每刻表現(xiàn)出來的天賦？他同時擁有激情與清醒，探索精神與分析精神，好奇與堅信。他深知以內(nèi)在的真理令人信服的道理，而不是以提高語調(diào)和嗓門的方式強迫人們接受他的觀點。他的工作過早中斷了，但他完成了被他視作使命的工作。事情確實如此。今天看來，他就像一門年輕藝術(shù)的傳教士，并為這門年輕藝術(shù)傾注了自己的心力，無限的精神力量和有限的身體力量。他的眼神經(jīng)常浮現(xiàn)在我們眼前，神采奕奕，平靜安詳，真摯誠懇，夢想著頃刻間點燃被理解和表達的渴望之火。他的眼神永遠不會被我們遺忘……他是一位大師。

接著，電影評論家協(xié)會主席羅歇·雷讓、國家電影中心主任雅克·弗洛發(fā)表了各自的評價。這三個人當中誰都沒有特別近距離地接觸過生活中的巴贊，但是他們各自代表著一個文化部門，這些部門想肯定巴贊的評論在電影發(fā)展中發(fā)揮的建設性作用。

幾天后，巴贊的密友開始對這些正式頌詞發(fā)表個人看法，特別是將它們發(fā)表在與巴贊有密切聯(lián)系的報刊。比如，魯奇諾·維斯康蒂、馬塞爾·卡爾內(nèi)、雷內(nèi)·克雷芒、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以及經(jīng)常沉默不語的羅貝爾·布萊松，在《法蘭西觀察家》雜志證實了巴贊對他們的工作的重要性?？藙诘隆W當-拉哈稱贊了巴贊的直率與正直，盡管巴贊的這些品質(zhì)在他對奧當-拉哈的電影的嚴厲評論中已經(jīng)得到再好不過的體現(xiàn)。一周后，同一雜志刊登了讓·雷諾阿的文章，雷諾阿在這篇獨特而優(yōu)雅的文章中說，只有巴贊告訴過他，他的電影中存在著法國的傳統(tǒng)，并讓他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他創(chuàng)造了一種民族藝術(shù)，我在仔細閱讀他的文章之后，改變了自己的電影拍攝計劃?！?/p>

1959年1月出版的《電影手冊》（總第91期）全部獻給了巴贊。多尼奧爾-瓦爾克羅茲約請巴贊的幾位密友寫作了八篇短文，并將這些文章編排成了研究巴贊人格與使命發(fā)展歷程的編年史。此外，多尼奧爾-瓦爾克羅茲還發(fā)表了一系列向巴贊致敬的短文，其中包括布萊松、布努埃爾、谷克多、費里尼、岡斯、朗格盧瓦以及讓·雷諾阿再次寫作的令人感動的文章。這期《電影手冊》成為了引人矚目和令人感動的見證。還有很多其他的敬意也獻給了巴贊，主要來自《精神》雜志和威尼斯電影節(jié)。羅貝爾托·羅西里尼連續(xù)兩年將威尼斯電影節(jié)獻給巴贊，因為巴贊使二戰(zhàn)后的意大利電影為法國和世界所認識。

在所有這些見證、頌詞和回憶背后，隱藏著一種比單純的奉承更加深沉和更有說服力的氛圍，好像在很大程度上法國文化界埋葬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特呂弗在《電影手冊》發(fā)表的文章題為《活著真好》，這并非他一個人的擔心，隨同巴贊被埋葬的是一種文化視野與事業(yè)。自11月14日巴贊被安葬以來，法國知識界的重要人士翹首企盼1960年代的到來，這個年代的世界即使不比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世界更加兇險，至少也更加混亂。

巴贊去世的那一年，確實是法國的一個重要年份。1958年底，幾乎所有在巴贊的幫助下變得生機勃勃的團體都處在有意義的、偉大的而又不可避免地處于妥協(xié)的地位。最重要的，正是在這一年，《電影手冊》的評論家們闖入了電影制作領域。巴贊一直在通過斗爭催生一種新電影，當《四百下》和《廣島之戀》在1959年的戛納電影節(jié)作為“新浪潮”咆哮而至，這種新電影終于誕生了。巴贊沒有親眼看到這場斗爭的勝利，但他肯定已經(jīng)感覺到了這場勝利的必然性：他曾經(jīng)幫助夏布羅爾制作《漂亮的塞爾日》；他曾經(jīng)看到里維特開拍《巴黎屬于我們》時付出的艱辛努力；他曾經(jīng)傾聽戈達爾大聲講述自己正在不惜一切代價制作的影片。巴贊去世的日期很有戲劇性。他去世的當天，特呂弗拍攝了《四百下》的第一組鏡頭，11月14日路易·馬勒的《情人們》在香榭麗舍電影院震撼了觀眾。一個新的電影時代開始了?！峨娪笆謨浴返囊粠湍贻p的惡作劇制造者們坐在辦公桌后面通過電話與制片人討價還價。1961年，新浪潮最初的熱情退卻后，讓很多人驚訝的是：那種單純的革命精神出了什么問題，道德的涇渭分明出了什么問題，所有這些都被埋葬在諾讓了嗎？

當然，1958和1959年，不僅法國電影領域的新勢力占據(jù)了支配地位，而且法國政治領域的新勢力也在日益崛起。夏爾·戴高樂踏著自己對文化的希望與承諾的浪潮走進了總統(tǒng)辦公室。1940年代曾被巴贊奉為楷模的安德烈·馬爾羅被任命為文化部長。戰(zhàn)后年代的政治幻想，巴贊、穆尼耶、薩特以及許多其他人的幻想似乎最終開始實現(xiàn)了。然而，從任何意義上說，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被稱作戴高樂主義者，無疑是他們的遺產(chǎn)鼓舞了這種文化革新精神的微弱光芒。

《精神》雜志是巴贊感到與之關系最密切的刊物，這家雜志的政策也在發(fā)生改變。它越來越多地關注政治事件，遠離了1950至1958年在偉大的批評家阿爾貝·貝甘領導下所遵循的總體上的抽象哲學導向。貝甘去世于巴贊之前僅僅幾個月，《精神》雜志由讓-馬利·多梅納克領導，他希望對政府產(chǎn)生實在的影響，認為政府也有可能被《精神》這樣的雜志影響。但是，馬爾羅對政界感到失望。在某種程度上，1968年5月的社會動亂是對他企圖宣傳和維護的“文化”的憤怒回應。1974年，文化部這個特別的部門被降級，法國人對這件事幾乎沒有感覺。

巴贊的去世，恰逢一個電影評論黃金時代的終結(jié)。巴贊的文集《電影是什么？》（第1卷出版于巴贊去世后兩個月）有助于展示更加嚴格的學術(shù)領域，這個學術(shù)領域在1960年代中期讓·米特里和克里斯蒂安·麥茨的著作出版后得到確立。當前的電影理論家，包括那些對巴贊的觀念懷有敵意的理論家，無不對巴贊感到驚訝，因為巴贊在1958年就已擁有完整的有條理的以及徹底的電影人文主義觀點。今天，電影被看作一個如此廣泛的主題，以至于理論家充其量只能研究這個主題的一小部分。

巴贊剛好去世于電影走進大學課堂這場運動之前。他曾經(jīng)通過電影俱樂部、講座以及發(fā)表文章開展教學活動?，F(xiàn)在有很多人靠電影教學為生（他們的處境遠遠優(yōu)于巴贊），大多數(shù)教師在回首過去時都渴望過去的時代，那時人們對電影的反應發(fā)生在自然的場所，而不是溫床般的大學。電影理論如今只是獲得承認的學科而非自發(fā)的活動，電影被看作研究領域而非人類的現(xiàn)實。

巴贊會如何面對這樣一些顯著的“成功”呢？比如，《電影手冊》的評論家掀起的新浪潮電影制作高峰，馬爾羅發(fā)動的法國大眾文化運動，《精神》雜志實在的政治食糧，以及電影學術(shù)出現(xiàn)在法國大學？令人產(chǎn)生興趣的是看到巴贊在本質(zhì)上不同于我們這些人，令人暗自欣慰的是他的早逝避免了一場在他的率真與1960年代他感興趣的所有生活領域的復雜與妥協(xié)之間難以想象的沖突。事實上，巴贊因此被視為新的亞當或者現(xiàn)代的圣·弗朗西斯，掙脫了扭曲我們的觀念與行動的原罪。雷諾阿說，巴贊是這個混亂而自我放縱的世界的一個特別的創(chuàng)造，一個“有用的存在”?？藙诘隆へ惱叩酶h，他引用讓·季洛杜的話說，巴贊是“一個杰出的人，‘這類人通過一個小氣囊的力量擺脫地球引力和物理約束，這個小氣囊使他們在沒有空間的生活中自由地運動，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精神’。為了更換輪胎，他必須把全部重量壓在千斤頂上，但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對空間來說，他太輕了”。這是一個富有魅力的形象，這個純凈的氣囊自由地滑翔在現(xiàn)代文明濃密的瘴氣般的云霧中。然而，巴贊是不會欣賞這個形象的。他的質(zhì)樸與善良，是他通過斗爭獲得的觀念與理解的產(chǎn)物。如同任何其他人，他努力克服無知、不自信和不誠實。他在社會中必須斗爭。他在年輕時就有幸認識到，只有通過對藝術(shù)、科學、政治、哲學、經(jīng)濟學以及社會稱為“文化”的所有其他學科進行非常繁重的研究，才能達到“無重狀態(tài)”。

據(jù)說，特呂弗拍攝影片《野孩子》，是為了贊揚巴贊對那個不會表達自己內(nèi)心思想的悲慘少年即特呂弗產(chǎn)生的文明的影響。但是，那個野孩子本身也是巴贊的一個形象，巴贊對自然的難以抑制的愛戀，以及難以言說的個體孤獨，只能存在于社團中。這場進入社團的戰(zhàn)斗需要眼睛、心智與口舌共同努力。巴贊不得不教會自己觀察、思考和表達。他那確確實實的口吃，意味著他要開展一場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斗，以便闡明自己的生活以及讓自己的生活對社會有益。

巴贊一生的故事，只有放在他生活的社會的大背景下才有意義。巴贊的成年生活開始于法國政治與電影組織的零點狀態(tài)。當時的法國政府是納粹德國強加給法國的，當時的電影是宣傳維希的政策，而不是在自由狀態(tài)下進行制作的制片廠強行制作的。巴贊從早年的懷疑和猶豫中獲得的個人解放，發(fā)生在1944年更大范圍內(nèi)的民族解放時期。與此類似，巴贊不斷增長的個人意識與潛能綻放了個人電影的思想之花，他比任何其他的同齡人更加努力地培育這朵思想之花，最終結(jié)出了“新浪潮”之果。巴贊將自身的發(fā)展與電影的發(fā)展密切地結(jié)合起來，并且通過電影與法國社會結(jié)為一個整體。在我們這個世紀，很少有人如此幸福以及如此碩果累累。

巴贊不止一次地被稱為“電影界的亞里士多德”，因為他試圖成為第一個在這片未開墾領地的所有地帶制定原則的人。他的思想很有價值，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廣為人知。如同所有的思想，他的思想既引起爭議又贏得支持。但是，既無價值又不出名而且無可爭議的是這些思想與他的生活環(huán)境的有機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他應該更恰當?shù)乇槐茸魈K格拉底，因為他的卓越技能是辯證的，他的邏輯服務于他遭遇的任何處境。本書希望在他的生活環(huán)境和他的時代文化生活中探尋他的思想，這種探尋將通過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以及那些思想和那種人生力量而履行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