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沈鈞儒（1975—1963），字衡山，我國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法學家、教育家。1875年1月2日，生于浙江省嘉興，早年為清光緒進士，后曾留學日本，回國后參加了辛亥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爆發(fā)以后，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沈因堅決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之后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沈鈞儒發(fā)起抗日救亡運動，并組織了救國會。1936年11月，被國民黨逮捕入獄，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沈鈞儒先生又投入反對內戰(zhàn)，爭取和平與民主的斗爭。1945年10月，救國會在重慶召開大會，改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沈鈞儒先生被推舉為主席。后來他創(chuàng)建并領導中國民主同盟，于1947年，代表中國民主同盟和中國人民救國會，赴解放區(qū)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后，沈鈞儒先生曾擔任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副主席等職務。1963年，沈鈞儒因病逝世，終年88歲。

口述：沈譜

在1924年12月國會非常會議上，父親被推舉負責起草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提案……

在我記事之后，父親留給我的深刻印象是他的親切、慈祥。那個時候，雖然他自己的生活特別困難，可他還是很樂于助人。讓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點是他熱衷于國是，他恨透了當時軍閥的對外賣國、內部腐敗和相互吹捧，為了研究救國的真理，父親廣泛地研究了當時各方面的思想學術。

在我出生之后的第二年秋天，父親在廣州參加了基督教的青年會，開始對基督教產生了濃厚的感興趣，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父親還開始研究佛經。1919年，父親在基督教青年會做過一次演講，題目是《一個人為什么會窮苦呢？！》。大約是1925年，父親剛剛從南方回到北京。1924年11月在北京成立了國會的非常會議，在隨后的12月份拒賄議員召開的會議上，父親被推舉負責起草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提案。在提案中，父親提出在國會非常會議之外，還應該成立一個國憲起草委員會。建議在民國二年和十一年制定的憲法的基礎上，國憲起草委員會負責制定新的憲法。

因為制憲的一系列活動，父親得以在北京停留較長的時間，我也得以跟父親較長時間的生活在一起。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中，我們家就像一個溫室，充滿著和藹溫暖的氣氛。母親是信佛教的，她在家里還設置了佛堂。這樣的一個母親，自然是慈愛的。父親雖然并不迷信，但是很崇拜釋迦牟尼的為人。他以前參加基督教，也并不是因為信仰，同樣是因為他崇拜耶穌的為人。

父親說，他的祖母對他的影響非常得大，并且伴隨了他的一生……

父親會經常跟我講起他的祖母的故事，父親的祖母是一位很不平凡的女性。父親小時候的生活并不寬裕，家對面是一個貧民區(qū)，住的都是非常貧苦的人。父親的祖母經常無微不至地幫助那些貧苦的鄰居，曾經為他們去掉身上的膿瘡，并且給他們敷藥。她甚至為了幫助這些人，把自己的皮袍拿到當鋪當掉。父親說，他的祖母對他的影響非常得大，并且伴隨了他的一生。

在北京的時候，父親的經濟并不寬裕，但是仍然非常愿意幫助別人。有一次，一個進步青年遇到了困難，向他尋求幫助，他就把自己下一頓的飯錢給了那個青年。后來到了重慶，他還曾經把自己的被褥送給準備去延安的青年，被褥送人之后，自己便沒有用的了，幸虧后來韜奮的夫人給他重新做了一套。這樣的事情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父親無論自己多么困難，都盡力使子女們收到良好的教育，希望他們長大后能夠用自己的真材實學報效國家。我大哥在重慶上學上到五年級的時候，因為交不起伙食費被學校開除了。父親知道這個情況后，把家里的電話拆掉湊夠了交伙食費的錢，大哥才得以復學。

那時的生活真是困苦極了，我記得媽媽常常因為經濟拮據把自己的嫁妝首飾當給當鋪，之后就再也沒有贖回來過。

父親對我的期望很高，我懂事之后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時間里，每天早晨，父親都會帶我到家后面的公園里面去練字。他寫一張九宮格，然后讓我臨摹。我到了上學的年齡，除了正規(guī)的學習之外，父親還專門請了一位先生教我《資治通鑒》。

在我進入金陵女子大學讀書之后，父親怕我受到傷害，只是叫我專心讀書，外界的活動一概不要參加。而他卻置自己生死于度外，為了國家的命運四處奔走。我聽從了他的建議，什么活動也都沒有參加，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但是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個父親對子女的那種深沉的愛意。

后來父親突然被捕，我感到十分不解：我父親那么好的一個人，怎么會有“十大罪狀”？從那時起，我認識到了當時中國的種種專制和黑暗。

父親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接觸，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父親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接觸，是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1927年初，父親參加了浙江省臨時政務委員會，最后到杭州成立的臨時省政府，也是國共合作的產物，父親當時是省政務委員會的秘書長。在政策方面，父親總是和共產黨的委員（比如宣中華、潘龍圖等人）事前交換意見、密切協商，然后再按照國民黨規(guī)定的綱領辦事，合作得非常融洽。

當時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的斗爭非常激烈。到了三月底，張靜江得到蔣介石的命令到杭州和國民黨右派策劃反共。4月10日，杭州的公安局長在上海領取了蔣介石清黨的密令，回到杭州，深夜就宣布戒嚴。11日上午，開始大搜捕，省政府被暴力解散。宣中華一度隱蔽了起來，4月14日，他在秘密趕往上海的途中被捕，在經過了殘酷的審問之后，遭到了殺害。父親當時也被拘留起來，因為國民黨右派在宣中華的遺物中發(fā)現了宣稱父親為“真左派”的信件。

父親被拘留了七天， 4月21日早晨，他被押送到南京。蔣介石本來是想把父親押送到南京之后就槍斃的，但是父親過去的一個學生馬文車恰好在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擔任秘書處的處長，他看到要槍斃父親他們的文件之后，私自給壓了下去，并積極進行活動營救父親。另外，蔣介石的老師莊崧甫當時是浙江省的行政委員，他找到蔣介石，說像沈鈞儒這樣享有很高社會威望的人，如果處決掉會對蔣很不利，所以蔣介石只好把父親釋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