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有我的哥哥梁培寬在那個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劃分界線，但我們是既有界線又有聯系……

思想改造和“反右”運動對于我們這一代人或者說我的父輩們影響非常大。那個時候父親是反動派，我還有我的哥哥梁培寬在那個年代里都不得不跟他劃分界線。但是我是他的兒子啊，而且他的反動也不是真反動，是別人給他扣上的帽子，所以我們是既有界線又有聯系。

所謂劃清界線就是在經濟上沒有來往，政治認識上也是各有各的立場，生活上就更不能有“親密接觸”了。我和哥哥每周六、周日到他那里，有時在他那里呆三四個小時，有時呆大半天。偶然有什么特別的事情，下班之后就騎自行車趕到他那里。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這三十年里，我們都沒有跟他生活在一起，只是知道他大體上怎么生活。

當時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已經不大來往了，張申府還是經常來，父親也經常到他那里去。上次你采訪張燕妮不知道她說到過沒有？（記者插話說，說起過，張老師說起梁先生當時到張先生家里去，就給張先生打電話，說讓大嫂給我準備一碗素面。）

有一次，我和培寬到父親那里，看到屋子里掛了一幅裱好的對聯，父親在對聯中寫道：“情可無言喻，文期后世知”。上聯是寫給我們兄弟兩個的，意思是說他對我們兩個的感情是不用說的。建國后的歷次運動雖然造成了我們與父親的距離，但是父子之間的情誼很默契。

毛澤東見到父親，第一句話就是：梁先生這次到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吧？

新中國之后父親退出政治舞臺，世人多認為是因為父親在一九五三年的“九天九地”說觸犯了毛澤東，被迫離開政治。其實并非如此。早在一九四六年，父親就寫信讓周恩來轉交毛澤東，表達了自己不想參加聯合政府，只想專心從事學術研究的志向。但是當時毛澤東不同意，他對父親說，搞政治與搞研究并不妨礙，你可以一邊做聯合政府的成員，一方面搞你的學術研究。作為父親多年老朋友的周恩來說得更直接：我們一起把蔣介石逼得放開了政權，讓大家都可以在政府里享有一定的權力，你怎么可以退出呢？

父親最終并沒有如愿，一方面是兩位老朋友的盛情難卻，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的形勢所迫。當時民盟沒有秘書長，有些人想當，但是別人卻不愿意讓他們當，而父親不想當卻偏偏推托不掉。所以父親答應在民盟暫時當三個月的秘書長，可是三月之后父親依然無法脫身政治。

1949年3月，父親到了北京。毛澤東見到父親，第一句話就是：梁先生這次到京，可以參加我們政府的工作吧？父親回答說：像我這樣的人，先把我擺在政府外面，不是更好嗎？當時毛澤東就有些不高興，但是他的不滿一直克制到了1953年才發(fā)作。父親當初的想法是：如果我參加政府，就落到共產黨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對各方說話歷來的立場資格。當時父親的想法，可謂天真極了。

到了1953年，毛澤東的不滿淋漓盡致地發(fā)揮了出來。這之后，父親的處境可想而知，在那個時代，很多知識分子被迫耗費了自己治學的時間，但是對于父親來說，那卻是個耕耘和收獲的年代，他陸續(xù)完成了《人心與人生》、《中國——理性之國》等著作。《人生與人心》是父親晚年最看重的一本著作，書完成以后，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在我的理解中，父親是個不喜歡不能工作的生命的人。

父親彌留之際，最關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欽東（我的兒子）保存……

大概是在1979年或者是1978年，父親給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我老了，有些事情需要你們幫助，同時也有些事情需要交待。那時候，父親已經七十多歲了。當時劃清界線、早請示、晚匯報那一套已經不像以前那么嚴重了，雖然沒有人說那些東西是錯誤的，但是基本上沒有人遵守了，無形中也就不存在了。當時父親住在一個一居室里面，他和繼母一人住一個屋子。我過去也沒有地方住，所以只是比以前更頻繁地去看望他。

1979年繼母去世之后，我和梁培寬下班之后輪流過去陪他一起住。后來哥哥梁培寬的兒子也過去陪他。父親說他當時的生活是凝固了的，“固守著以前的習慣”。在父親那里，為了迎合他的生活習慣，我們都主動放下了自己的生活愛好。他是絕對不聽西洋音樂的，雖然我喜歡西洋音樂，也只好不聽。而談話，則就是圍繞著學術或者政治這些話題展開，但也只有我和哥哥這一代人能夠跟他溝通了。

1984年，父親因為患腎衰竭進入了協和醫(yī)院，后來他去世，也是因為腎衰竭。在他1988年進入醫(yī)院之前，我已經看出他不行了，作為兒子，我們只能盡量多陪他走過最后的歲月。但是父親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送他到醫(yī)院去的時候，他還不去，到了醫(yī)院還一直嚷嚷著回家。但是過了幾天，他自己多少也了解了一點自己的病情，就沒有堅持回家。

為了排出他身體中的毒素，醫(yī)生給他開了很多瀉藥。他對于這種治療方式并不是十分認可，但是他認為醫(yī)生為自己看病是在盡一個醫(yī)生的責任，醫(yī)生采取的一切措施病人都應該全力配合，如果病人不配合醫(yī)生，那就會讓醫(yī)生為難。所以雖然他覺得瀉藥并沒有必要吃，可是還是按照醫(yī)囑吃了很多的瀉藥。

這期間我去美國參加了一次會議，在大洋彼岸，我接到了哥哥梁培寬的電話，告訴我了父親去世的噩耗?；貋砗笪衣犈鄬捳f，當時他在父親的身邊，父親讓他取紙筆過來寫遺囑。父親沒有什么財產，他最關心的是他的文稿：我的文稿以后交由梁欽東（我的兒子）保存。后來欽東說他保存也未必保存得好，還不如捐贈給一個學術研究機構，但是目前還沒有考慮好捐贈給哪個機構，所以文稿至今還保存在我的哥哥梁培寬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