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聽從了主席的勸告，馬不停蹄地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之后，父親說他自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就是發(fā)表了《動蕩中的西北大局》，這篇文章發(fā)表在2月15日的上?！洞蠊珗蟆飞?，揭露了很多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恰巧于2月15號召開）不敢公開的內幕。第二件事，是在《國聞周報》發(fā)表了《陜北之行》；第三件事，是發(fā)表和召開了幾十次甚至上百次的演講和座談會，更直接地宣傳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

父親說：錢是不能收的，好話也不能說，除非你們能夠掉過頭來去打日本

父親新聞生涯中第二個關鍵的階段，就是創(chuàng)辦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1937年11月4日，父親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開了一個座談會，當時他們提出要成立一個永久性的社會團體，并推舉父親、惲逸群還有羊棗負責籌備。四天之后的晚上七點，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飯店成立了，羊棗、惲逸群、我父親、章丹楓等15個人出席并參加了這個團體。最后，父親和另外四個人成為協(xié)會的總干事。

協(xié)會成立之后，授權我父親到武漢去發(fā)展分會，推動協(xié)會的發(fā)展。1938年3月，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在漢口召開了更大規(guī)模的成立大會。在那次大會上，中國青年記者協(xié)會更名為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在大會成立之前，父親他們到國民黨中宣部申請立案，國民黨的中宣部答復說：你們用學會可以，但是協(xié)會不行。所以在成立的時候，就成了中國青年記者學會了。

這次的成立大會是一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上海、長沙、廣州、西安、成都、重慶、香港以及南洋都有代表參加，當時轟動一時，國內的名流如郭沫若、杜重遠、沈鈞儒、《新華日報》的潘梓年、《大公報》的張季鸞和王蕓生、《掃蕩報》的丁文安、《武漢日報》的王亞明，國際友人如愛潑斯坦、史沫特萊、羅果夫等人都出席了這次大會。這次大會由父親主持，通過了學會的章程并選舉理事和常務理事。常務理事由父親、徐邁進和鐘期森擔任。學會成立后，黨派陳同生同志領導學會的工作。

青年記者學會的成立等于把全國的青年記者從原來的分散狀態(tài)集中地組織起來了。在此之后有很多記者有組織地到抗日前線去采訪。當時“青記”就成為了團結廣大記者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核心。父親為了學會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很多的組織工作。

在抗日戰(zhàn)爭初期，父親有幾件事情值得一說。其一是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可殺劉汝明》。劉汝明是國民黨察哈爾地區(qū)的主席和一個軍的軍長，由于他采取不抵抗主義，父親憤而寫了這篇文章。劉汝明得知父親寫了這篇文章之后就派人來收買父親，表示如果父親能夠寫文章說說他的好話，就給父親多少多少云云。父親說：錢是不能收的，好話也不能說，除非你們能夠掉過頭來去打日本。另一件事情跟這件事情略有不同。當時湯恩伯的部隊有抗日的表現(xiàn)，父親就在文章當中贊揚了他。湯恩伯得知以后立刻托人送給父親五千大洋，父親對此更是堅決地拒絕，并指責湯恩伯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覺得這兩件事情體現(xiàn)了父親作為記者的操守。

周總理對父親說：長江啊，將來要把這一段寫出來

1942年8月，父親到達新四軍總部。1946年5月，他又到南京參加中共代表團跟國民黨進行談判。在這四年期間，父親主要擔任新華社華中分社的社長、《新華日報》（華中版）的社長以及華中新聞?？茖W校的校長等職務。

1946年11月，國共談判破裂，父親奉調回到延安。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父親跟著毛主席轉戰(zhàn)陜北，父親回憶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難忘最重要的時期。1947年3月，胡宗南的部隊大舉進攻延安，當時毛主席決定放棄延安，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繼續(xù)留在陜北打游擊，領導全國人民的解放戰(zhàn)爭。當時中共中央組織了一個不到一千人的中央縱隊，我在一封信上看到的數(shù)字是八百多人，作為中共中央的工作機關。

父親當時領導的五十多個人被編為四大隊，主要的任務是收集外國各大通訊社和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翻譯和編輯成參考消息供中央領導參考。另外一個任務，則是把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社論和評論轉發(fā)給涉縣的新華總社，然后向全國和全世界播發(fā)。

在極為艱難困苦危險的環(huán)境下，父親和他的同事們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給予的任務，受到中央領導的贊揚。據當時曾經在四大隊工作過的李東生同志回憶：1948年2月12日，主席正在忙于修改《中共中央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成分及其待遇的規(guī)定》。文章一共二十五章，兩萬多字。當時要經父親的手由新華社電臺發(fā)到全國各地征求意見。主席在2月16日凌晨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三章最好本日上午交范長江，爭取下午拍發(fā)完。當時主席所說的三章總共有七千多字，上面還有很多主席修改過的地方。這樣緊張的任務，李東生回憶說不亞于“一場戰(zhàn)斗”。但是就是這樣繁重的任務，在四大隊同事們的集體努力之下，當天就完成了。

1947年9月11日，父親曾經給廖承志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在最近幾年才被發(fā)現(xiàn)。父親在信中說了自己的幾點感受。父親說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中央在文章的處理上認真求精的精神，“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個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其中重要的文章絕大部分都要在任、周、陸詳細傳閱研究后，主席又一字不茍地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時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

在轉戰(zhàn)陜北的過程中，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1947年6月8日晚上，下著瓢潑大雨，中央縱隊幾百個人為了躲避敵人的追趕冒雨行軍。在天快亮的時候，周總理對父親說：長江啊，將來要把這一段寫出來。父親痛快地答應道：要寫，要寫。解放以后，父親一直記著總理說的話，在工作之余就寫了一個轉戰(zhàn)陜北的劇本提綱。但是當時工作繁忙未能完成，隨之而來的“文革”運動使父親這個夢想更加沒有實現(xiàn)的可能?！拔母铩敝?，父親把他搜集的轉戰(zhàn)陜北的材料都交給了他曾經的同事李東生。1989年，李東生執(zhí)筆完成了劇本《巍巍昆侖》，并拍成電影上映。這時，距離總理跟父親說那番話時已經過去42年了。

在同學們相互說自己家長的時候，我冒出了一句話：“我姥爺入黨都七十周年了?！?/p>

我和父親第一次見面，是在我三歲的時候。我是1946年6月5日出生的，當時父親正在周恩來的帶領下在南京跟國民黨談判。當時我的母親沈譜帶著我，后來根據組織的指示我們輾轉到了上海。因為帶著我很容易被敵人發(fā)現(xiàn)，母親就把我寄養(yǎng)在我舅舅家。

1949年6月，父親被派到上海擔任《解放日報》的社長和文管會副主任。父親到上海之后就到舅舅家里去看我。我的表姐回憶，父親看到我之后非常高興，但是又沒有帶什么東西給自己的兒子。父親就把他自己帶在身上的手槍卸了子彈給我玩。我當時高興極了，拿著手槍玩了半天。

11月，父親調回北京工作。隨后的1950年，我也跟著舅舅回到了北京?；氐奖本┲?，我就回家跟父親生活在一起。當時我也就三四歲吧，每天都磨著父親給我講故事，他雖然工作繁忙，但是對于我的要求卻都盡量滿足。父親的故事大多是他自己編的，賦予動物種種人的特性。在我的童年里，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親晚上給我講故事。

我在育才小學上的學，當時那里的學生大多數(shù)都是干部子弟，實行的是住校制度。一到周六的時候，很多干部都讓自己的司機開著車到學校門口等著接孩子回家，我自然也是希望能有汽車來接我。但是我到了學校門口的時候，看到父親的警衛(wèi)員祝鐵光叔叔騎著自行車在等我。我當時覺得很沒有面子，問鐵光叔叔：“怎么您來了？”鐵光叔叔說：“你爸爸不許用他的車來接。”我只好坐在鐵光叔叔自行車的大梁上回了家。

由于學校有那種互相攀比的環(huán)境，同學們經?？纯凑l的家長官大、車好。有一次我們同學聚會，說起我們小時候的事情。有一個同學說有一次我吹牛把他們都鎮(zhèn)住了。這件事挺有意思，當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同學們相互說自己家長的時候，我冒出了一句話：“我姥爺入黨都七十周年了。”同學們都知道我姥爺沈鈞儒年齡比較大，都以為我說的是真的，都驚訝極了。不過后來我想起來感到非常可笑，因為在那時的七十年前共產黨還沒有成立，我的姥爺也剛剛十歲，而且他是民主人士，不是中共黨員。但是當時學校的那種環(huán)境就讓我這樣說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