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錯，遲至1924年，斯大林仍然認為，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在對自己表示應有的寬容以后承認自己在革命開始時所走的道路是錯誤的。他寫道：“黨在和約問題上采取了蘇維埃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的政策，而沒有決定立刻……邁到蘇維埃政權的新口號……這是一個極為錯誤的立場，因為這種立場滋長了和平主義幻想，幫助了護國主義，阻礙了對群眾的革命教育。當時我和黨內其他同志贊同這個錯誤的立場，只是在4月中旬同意了列寧的提綱后，才完全拋棄了這個立場。”①為了在當時已開始對托洛茨基主義進行的斗爭中保護自己的后方，有必要公開承認這一點。這種承認在兩年以后證明對他的限制太大了。1926年，斯大林直截了當地否認他在1917年3月所采取的政策的機會主義性質：同志們，“這是不確實的，這是流言！”——僅僅承認他有“某種動搖……但是我們中間誰沒有暫時的動搖呢？”雅羅斯拉夫斯基曾以歷史學家的資格提到：斯大林在革命開始時采取了“錯誤的立場”。4年后，他受到了各方面強烈的迫害，不再容許甚至是提到“暫時的動搖”了。威信這個偶像是一個貪心的怪物！最后，在斯大林自己編的“黨史”中，他把列寧的立場說成是他自己的立場，把他自己的見解說成是他的敵人的見解。這部了不起的歷史宣稱：“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組織中某些工作人員，例如李可夫、布勃諾夫和諾根等人持著有條件贊助臨時政府和擁護護國派政策的半孟什維主義立場。斯大林——他當時剛從流放所回來——以及莫洛托夫等人協同黨內大多數同志，堅持著不信任臨時政府的政策，反對護國主義立場?！雹诘鹊?。這樣，通過逐步把事實變成謊言，黑的就變成白的了。加米涅夫稱之為“散播謊言”的這種方法貫穿著斯大林的整個傳記。在莫斯科進行的審訊中，這種方法的表現達到了高峰，同時也垮了臺。

我在1909年分析社會民主黨的兩派的基本思想時寫道：“孟什維主義的反革命一面現在已暴露無遺，而布爾什維主義的反革命特點只有在革命勝利的時候才會有巨大的危險性?！?917年3月，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黨的老干部使布爾什維主義的這些反革命特點得到了極端的表現，孟什維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之間的區(qū)別看來已經消失，迫切需要把黨在思想上大大重新武裝起來。只有列寧偉大得足以擔任這個任務，他在4月間完成了這一任務。顯然，斯大林不愿公開出來反對列寧，但是他也沒有出來支持列寧。他毫不費力地擺脫了加米涅夫，正如10年前他拋棄抵制派那樣，也正如他在克拉科夫會議上不聲不響地讓調和派聽任命運擺布那樣。他不慣于為沒有立即成功的希望的任何思想辯護。在彼得格勒舉行的會議從4月14日一直舉行到22日。雖然列寧的影響已占優(yōu)勢，辯論有時仍然很激烈。參加的人中有季諾維也夫、托姆斯基、莫洛托夫等著名的布爾什維克，斯大林甚至沒有到場。顯然，他想要暫時被人遺忘。

5月4日，斯大林在《真理報》寫道：“革命正在擴大和深入……走在運動前面的是地方。如果說在革命初期彼得格勒走在前面，那么現在它開始落后了?！雹偾∏≡趦蓚€月以后，“七月事變”證明，各省大大落后于彼得格勒。斯大林在作估計時所想到的是組織，不是群眾。列寧早在四月會議時就說過：“首都蘇維埃在政治上比地方蘇維埃更加依賴資產階級中央政府。”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竭盡全力設法把權力集中在政府手里，而各省的蘇維埃（組成這種蘇維埃的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許多情況下違反地方政府的意志而接管了地方政府，甚至設法調節(jié)經濟生活。但是首都蘇維埃機構“落后”的原因是彼得格勒的無產階級走得太遠，以致他們的要求的激進性嚇壞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當討論七月示威時，斯大林說，工人們并不希望鬧事。七月事變本身駁斥了這個論點，無產階級無視妥協派的禁令，甚至無視布爾什維克黨的警告，涌上了大街，同駐軍們并肩前進。斯大林的兩個錯誤特別表現了他的特點：他并未呼吸到工人集會的空氣，他跟群眾沒有聯系，不信任群眾。他所掌握的情報是通過黨機器得來的。但是群眾同黨比較起來更富革命性，黨則比它的委員會委員更富革命性。像在其他場合那樣，斯大林表現了黨機器的保守傾向，而不是群眾的有生力量。

7月初，彼得格勒早已完全在布爾什維克方面。新聞記者克勞德·阿奈在使法國新任大使了解首都的新局勢時，指向涅瓦大街那邊的一些最大的工廠集中地維波爾格區(qū)，“在那里，列寧和托洛茨基成了主宰”。幾團駐軍不是屬于布爾什維克，就是朝布爾什維克方向動搖。“如果列寧和托洛茨基希望奪取彼得格勒，誰會制止他們呢？”對局勢的這種描述是正確的。但是當時還不可能奪取政權，因為，盡管斯大林在5月寫了上面引述的那樣的話，各省仍是大大落后于首都的。

7月2日，兩個情緒激動的機槍團代表進入全市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的會場（斯大林作為中央委員會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聲稱他們的團已決定立即全副武裝走上大街。會議正式表示反對這個行動，斯大林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支持會議的這個決定。13年后，斯大林的一個合作者，悔過的機會主義者培斯特柯夫斯基追述了這次會議：“在那里，我第一次見到了斯大林。會議室容納不下所有與會者，部分群眾從走廊通過開著的門傾聽辯論情況。我也在這部分群眾中間，因此我不能清楚地聽到這個報告……斯大林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出現。由于他說話聲音不大，我從走廊里沒有聽出他說的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注意到的：斯大林的每句話都很尖銳有力，他的講話的特點是他的提法清楚……”

與會者分散后就前往自己的團隊和工廠，以便阻止群眾舉行公開示威。斯大林在事后報告說：“在5點鐘左右，我曾經在蘇維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上以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會議的名義正式聲明我們決定不舉行發(fā)動?！雹俚?，到大約6點鐘的時候，示威爆發(fā)了?！包h有沒有權利袖手旁觀呢？……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黨，我們應當參與這個發(fā)動，使它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而不以武裝奪取政權為目的。”②稍后，斯大林在一次黨代表大會上敘述了七月事變的情況：“黨不要舉行示威，黨希望等到在前線的進攻政策名譽掃地時為止。但是國內混亂、克倫斯基的命令和派遣軍隊赴前線一事所引起的聲勢浩大的示威發(fā)生了?！敝醒胛瘑T會決定使示威具有和平性質?！笆勘鴤兲岢隽丝煞駭y帶武器出動的問題，中央決定不帶武器。但是士兵們說不帶武器出動不行……他們攜帶武器只是為了自衛(wèi)?！雹?/p>

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了杰米揚·別德內依的曖昧的證詞。這位桂冠詩人在1929年以興高采烈的語調談到斯大林如何在《真理報》總部接到喀瑯施塔得來的電話，如何回答向他提出的問題，即到底是帶武器還是不帶武器出動。斯大林回答說：“步槍？……你們同志們知道得最清楚！……至于我們文人，我們總是帶著我們的武器鉛筆，我們到處都帶著……至于你們和你們的武器……你們知道得最清楚！……”這個故事大概是夸大的，但是可以感到里面有一點真實之處?？偟恼f來，斯大林傾向于低估工人和士兵的戰(zhàn)斗準備，他總是不信任群眾。但是不論什么地方發(fā)生戰(zhàn)斗，不論是在第比利斯的廣場上，在巴庫的監(jiān)獄里，還是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他總是力圖使戰(zhàn)斗的性質盡可能尖銳。中央委員會的決定？這總是可以用關于鉛筆的比喻來審慎地加以推翻的。但是人們決不可夸大這個插曲的意義。這個問題大概是喀瑯施塔得黨委員會提出的，至于水兵，他們無論如何原會帶著他們的武器出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