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歲的費孝通見自己的文章發(fā)表于

《少年》雜志，“突然驚呼起來，一時不知所措”。

1911年，中國歷史除舊布新，大開變局，皇朝將去，共和將立。

每逢新舊社會方死方生之際，社會上對青少年的關注程度似顯豁于平時。從新聞出版行業(yè)看，此前已有愛國學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國學生會的《寰球中國學生報》、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的《青年》等十余份青少年類報刊，仍滿足不了社會需求。商務印書館于當年創(chuàng)辦《少年》雜志，再開一片新綠，當有“少年強則中國強”的意思。

主編該刊的孫毓修先生，曾于科舉廢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學過英文，認為“科舉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開徑自行，決不足以問世”。

孫先生認同“教育救國”主張，且知行合一。其所開之“徑”，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后，即參照歐洲童話編寫中國兒童讀物。在其陸續(xù)主編的一百多種童話中，由他自己編寫的計七十多種，在兒童文學于中國形成系統(tǒng)的初期有篳路藍縷之功。《少年》雜志創(chuàng)刊時，其為首任主編，可謂實至名歸。自創(chuàng)刊至終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潤了多少中國少年的生命。

1948年夏，錢鍾書、楊絳夫婦帶著女兒圓圓回無錫錢家為錢鍾書祖父做百歲冥壽。在“滿地都是書”的一間廂房里，圓圓找到一小柜《少年》雜志。一本雜志能積滿一小柜而未散，可見這雜志在錢家是被珍視的。大概錢家的孩子無人不讀。

人稱“文學圈外文章高手”的知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其文字生涯即開端于這本刊物。他早年文學興趣很濃，讀到初中時，一位親戚為他訂閱了《少年》雜志。費孝通從此成為該刊的忠實讀者，每期到手，都是從頭讀到尾，一篇不落。幾期下來，這位少年已不滿足于僅當讀者。他要成為作者。

當時的少年，頭腦里有許多從祖輩、父輩那里聽來的、代代相傳的民間故事。費孝通在記憶中的故事里選出一個，寫了出來，向該刊投稿，署名“費北”。

一個新年里，他收到了當年第一期《少年》雜志，照例細讀，卻不知已有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讀到最后的“少年文藝”專欄，費孝通見自己投寄的《秀才先生的惡作劇》一文已成白紙黑字，遂“突然驚呼起來，一時不知所措”。

費孝通晚年回憶那次經歷時說：“這種深刻的激動，一生難忘。它成了一股強烈的誘導力，鼓勵著我寫作又寫作。我寫給《少年》雜志的稿子，在該刊的地位，從此也逐步地從書末向前移動，直到開卷第一篇。寫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愛好?！薄盎叵胛疫@一代，商務印書館在當時的文化界實際上起著伯樂的作用。我雖非千里馬，但畢生與筆墨結成不解之緣，商務印書館實為之媒。”

細察費孝通一生，不惟發(fā)表文章、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成其終身愛好，寫作不輟，“開卷第一篇”的榮耀感更在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時期留下了不同形式的印記與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