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聯(lián)盟的分裂嚴重損害了杜魯門的政治資本，但更糟的還在后面?？偨y(tǒng)變得非常不受歡迎，民意調查中僅有32%的受訪者認為他勝任總統(tǒng)職務。杜魯門的民主黨同仁居然不請這位總統(tǒng)為1946年的國會競選活動站臺助威，反而更愿意在廣播中播放羅斯福演講的錄音。這次選舉對于杜魯門政府來說是個災難，共和黨人自1928年以來首次牢固地控制了參眾兩院。此外，共和黨的這個“1946年級”包括了雄赳赳氣昂昂的保守派，如威斯康星州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俄亥俄州的約翰·布雷克爾（John Bricker），加利福尼亞州的威廉·諾蘭（William Knowland）。這些新科國會議員在選舉中一直高舉反共大旗，但也呼吁大幅度減稅。他們看起來似乎不太可能支持大規(guī)模對歐洲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計劃，特別是在斯大林仍然保持安靜的情況下。 幾位有影響力的美國人，如阿肯色州民主黨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William Fulbright）、專欄作家沃爾特·李普曼建議說，如果杜魯門能辭去總統(tǒng)職務，那將是他對國家的最大貢獻。

在1946年的最后幾天，反擊開始了。一個自由派團體準備在華盛頓集會，以成立“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與華萊士不同，這個組織保證繼續(xù)在民主黨內部活動，并主張在國內和海外兩條戰(zhàn)線上抗擊共產主義。成立大會的主席是神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他也許是對當代美國思想影響最為重大的人物。自18世紀40年代的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以來，沒有一位神學家如尼布爾那樣對美國社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和愛德華茲一樣，尼布爾也強調在這個社會中原罪和罪惡的權力的重要性。他極不贊成在1900—1930年這段時期中塑造了美國思想的那種“情感樂觀主義”，這種思潮在1945年之后的世界里以“積極思考”的面目再次出現(xiàn)。

尼布爾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著作和演講中闡發(fā)了他的中心論述：由于貪婪、目光短淺和無力意識到自身權力的有限性，人們陷于焦慮之中，且不能建設性地來使用自由。這種焦慮導致對權力的渴望，進而又導致沖突。尼布爾發(fā)出警告說，由于“在所有的人類美德中都發(fā)生了自我中心主義的墮落”，所以不能完全信賴理性——特別是科學，因為理性和科學經常拒絕使用宗教的和歷史的洞察力，而這兩種洞察力對解決世俗問題都是必需的。

隨著冷戰(zhàn)加劇，尼布爾胸有成竹地給出了他自己的一套解釋和解決辦法。他指出共產主義是最惡劣的和最具侵略性的社會形式，因為它相信可以靠改變經濟關系在罪惡的世界里達到人類大同。他告誡說，私人財產“并不是人類自私自利的原因而是工具”。 尼布爾指責共產主義者沒有看到更重要的和根深蒂固的東西：個體的人對權力的渴望。更糟的是，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共產主義要通過把權力集中在一個或幾個領袖身上的方式來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而不是在社會內部發(fā)展出一種權力制衡。進而，共產主義對科學和所謂的科學理性加以利用的事實，再一次證明了尼布爾的觀點：科學是高度工具性的，它可以服務于極權社會，而且很容易被極權社會所操縱。

尼布爾相信，由于“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種對權力的表達”，所以只有通過建立盡可能完善的權力制衡的局面，西方才能夠保持其自由的存續(xù)。他認為新政資本主義在美國國內提供了最大的希望，因為羅斯福建立政府機構去遏制不負責任的私人企業(yè)。但在海外則無法寄希望于一個世界政府。尼布爾支持巴魯克的原子能計劃，他在1946和1947年聯(lián)篇累牘地寫文章，呼吁要靠復興歐洲來對付共產主義的威脅。

在1946年訪問了歐洲之后，尼布爾的注意力集中到德國問題之上。這里，他再次成為了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象征，發(fā)揮著重要的影響。尼布爾最早明確而詳細地表述這樣一種主張，即建立在精神上、政治上、經濟上統(tǒng)一的大西洋共同體；而如果要從共產主義手中拯救歐洲的話，德國必須扮演關鍵角色。他在1946年10月寫道：“不能靠進一步的讓步來緩解俄國的野蠻好戰(zhàn)。”“俄國人希望在戰(zhàn)略上和意識形態(tài)上征服整個歐洲?！比缓笏衙^指向了華萊士：“不論自由主義還是基督教自由主義（Liberal Christianity）都一直有一種可悲的弱點，他們拒絕誠實地思考人類存在的悲劇性方面，因而很容易就滑落到了感情用事的狀態(tài)中去。” 尼布爾為1947年德國鋼鐵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而喝彩，這是因為他接受“已經成為現(xiàn)實的、顯而易見的東西德的分裂……只有上帝才能在這種善惡并存的局面中創(chuàng)造出秩序。但是，我們自己必須緊握刀槍隨時準備戰(zhàn)斗”。

這樣，尼布爾所作的工作，不僅成為了批評華萊士和譴責共產主義的出發(fā)點，而且成為形成“歐洲第一”政策和重建德國的出發(fā)點。最重要的是，他為這些年來的基調、視角，以及那些未曾言明的甚至是無意識的假設，提供了歷史根據(jù)和論說理據(jù)。

但是把尼布爾的觀念轉變?yōu)檎哌€需要時間。由于西歐局勢的惡化以及共和黨控制國會的事實，杜魯門似乎并沒有足夠的時間，也得不到足夠的支持。一向平心靜氣的美國有識之士們現(xiàn)在也開始焦躁不安，高聲叫嚷。比如，在亨利·史汀生建議要對蘇聯(lián)加以理喻正好一年之后，海軍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爾向這位退休的政治家征詢意見。當晚福萊斯特爾的日記中記到：“他說，事已至此我們不能再耽擱了，應該盡我們所能生產原子彈。” 其他人也都支持史汀生的想法，但是無論造出多少原子彈都不能阻擋歐洲經濟的崩潰。

不像丘吉爾和斯大林，杜魯門還沒有公開加入冷戰(zhàn)。西方列車的方向和速度仍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不過，這位總統(tǒng)的冬天一定會和那年歐洲的冬天一樣凄苦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