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機出現在1947年2月21日。那天，英國大使館的一位官員驅車前往國務院大樓。他通知艾奇遜說，由于本國的經濟危機（超過一半的工廠停工），英國無力支付土耳其和希臘所需的億美元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后來指出：“與英國從中東退出一樣，這件事對其繼任者也具有顯而易見的意義?！?/p>

美國的官員對此并不感到意外。從1944年一直到1947年，他們密切關注著希臘的事態(tài)發(fā)展，看到英國人為重新控制希臘而深深陷入希臘內戰(zhàn)的泥潭。希臘內戰(zhàn)中，一方是倫敦支持的保守的君主政體派；另一方是民族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NLF），由共產黨領導，因領導希臘民眾抵抗納粹而獲得民眾支持，擁有很強的實力。到1947年，民族解放陣線接受了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約瑟·布羅茲（Broz Josip，即鐵托元帥）的支持。這個南斯拉夫人之所以這樣做并不是出于對他的希臘共產黨同志的情意，而是想把希臘的一部分并入他的大南斯拉夫聯邦。斯大林并沒有直接卷入希臘的事態(tài)，而且他實際上越來越厭惡鐵托過度膨脹的野心。

但是，隨著民族解放陣線力量的增長，美國卻實實在在地卷入了希臘的事態(tài)。在1946年全年，美國向希臘派遣特別代表團，在那兒砸下了億美元的援助款，并且站在英國一邊。正是由于美國在希臘的這段經歷，所以國務院可以在艾奇遜接到英國人口信一周之內就制訂出詳細的援助建議。僅僅19天之后杜魯門就可以在國會面前提出一個完整的計劃。很明顯，3月12日杜魯門總統(tǒng)向國會提出給予希臘和土耳其4億美元援助的要求（稱做杜魯門主義演講），這對美國對外政策來說并非突然和重大的轉折。

但是，杜魯門演講當中的邏輯卻是全新的。這種邏輯是那些等待這機會已經很久的美國官員炮制出來的。正如這些官員當中的一位后來所說，當他們草擬這篇演講的時候，“他們感到終于從多年來職業(yè)生涯中的頓挫中解脫出來了。那些在場的人覺得，世界歷史正翻開新的一章，而他們能躬逢其盛，真是幸何如哉。” 這些話可以幫助理解官員們?yōu)槭裁醋龀瞿欠N特定的選擇。比如，他們本可以簡單地判定希臘的事態(tài)屬于內戰(zhàn)，美國沒必要干涉?；蛘?，他們也可以不事張揚地要求國會繼續(xù)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同時把二戰(zhàn)中遺留的武器轉移到這兩個國家去。然而，杜魯門政府拒絕了這些可能的選項，而是選擇了一種極富戲劇性的做法：杜魯門高調現身于國會尋求支持，來發(fā)起全球性的對抗共產主義的斗爭。一位白宮的顧問評論說 ，杜魯門的咨文“是這場戰(zhàn)役中的第一槍，它讓人們意識到戰(zhàn)爭決沒有結束?！?/p>

在國務院官員們準備這篇演講稿的時候，杜魯門、馬歇爾國務卿和艾奇遜也在會見國會領袖。國會議員們并不是熱情友好的聽眾。共和黨人急于要減稅20%，還要從杜魯門本已十分收緊的預算中再砍掉60億美元。議員們一直拒不退讓，直到艾奇遜開始發(fā)表他的一通論說：這威脅不是希臘內戰(zhàn)而是俄國的共產主義；它的目標是控制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對這些地區(qū)的控制是共產主義全盤計劃中的一部分，而他們最終的目標是要包圍和奪取德國甚至于整個歐洲。這是一場自由和專制之間的斗爭。所以說，通過保衛(wèi)土耳其和希臘，美國人實際是在保衛(wèi)他們自己的自由。艾奇遜最后做結論說：“蘇聯正在以最小的代價玩著歷史上最大的賭局之一，我們，也只有我們，才有能力打破這場賭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