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理傳記學”是什么？

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心理傳記學”（psychobiography）雖然談不上十分陌生，但也只能說它處于人們認知視域的邊緣之上。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弗洛伊德眾多著作的熱傳，以這一學說為其基礎(chǔ)理論的“心理傳記學”，也開始逐漸被介紹到中國，但其范圍似乎更多地被限定在史學理論的專門領(lǐng)域內(nèi)，以至于對于其他學科乃至一般讀者來說，“心理傳記學”究竟具有怎樣的性質(zhì)，它與“一般人物傳記”有何性質(zhì)上的區(qū)別，這一研究方式的優(yōu)勢和困難又都是些什么，這些問題并非十分清晰。

事實上，我們的確很難把“心理傳記學”歸類于某個具體學科，甚至可以說，它本身從來就不是一個學科，而是同時涉及多個研究領(lǐng)域，至少包括心理學、歷史學、政治學、文學，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搭上了哲學的邊緣。例如，在歷史學中，學者們把它看成“歷史學”旗下的一個偏門“心理史學”中的“人物分析”；在政治學中，學者們把它看成是“政治學”的二級學科“政治心理學”（political psychology）中涉及“政治家”的相關(guān)部分；而在文學的角度上，“心理傳記學”的含義更加模糊，因為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大量人物心理描寫，不能算是“心理傳記學”。總之，這一研究領(lǐng)域是一個典型的學科交匯點，處于由于沒有中心而又層疊邊緣的“幾不是又都要管”的“獨特”地帶，因此，無論它多么地想“獨立”發(fā)展，但卻始終也構(gòu)不成一個學科。當然，我們說“心理傳記學”不是一個學科，并不意味著它自身沒有嚴格的研究規(guī)范，反之，相對于其他較成熟的學科來說，人們對“心理傳記學”研究規(guī)范的關(guān)注和要求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加寬容而是相當苛刻。面對人們已習以為常的知識分類系統(tǒng)，“心理傳記學”的位置的確顯得很是尷尬。就像先前猶太民族是一個世界上罕見的沒有自己獨立領(lǐng)土的共同體，這種獨特的“存在”必然地與獨特的“精神”聯(lián)系在一起一樣，如果不是如此地堅守由猶太人弗洛伊德所創(chuàng)立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各種“精神分析”學說的指導(dǎo)，那么，“心理傳記學”不就早就“應(yīng)當”被其他學科所同化了嗎？在這里，我們想要說和所能說的只是：正是“精神分析”學說透視的深刻性，造就和成全了“心理傳記學”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或許也正是在這種“不倫不類”的擠壓窘境中，孕育和隱藏著“心理傳記學”不容忽視的內(nèi)在魅力。

按美國學界的分類慣例，“心理傳記學”被歸類于“心理史學”兩個脈絡(luò)中的一支。其中一支，是側(cè)重于個體人物精神分析的“心理傳記學”；而另一支，則是側(cè)重于族群整體精神風貌研究的“心態(tài)史學”（history of mentalities）?！皃sycho”和“mental”這兩個詞根分屬不同的詞源系統(tǒng)。我們一般把前者理解為“心理”，而把后者理解為“精神”。參見周兵：《心理與心態(tài) 論西方心理歷史學兩大主要流派》，載《復(fù)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在學理構(gòu)成和理論淵源方面，這兩個分支有著不同的“基因”和“血緣”。前者主要發(fā)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并以此作為主導(dǎo)性的分析工具，并由于二戰(zhàn)期間大量歐洲學者到美國尋求避難而在美國形成了廣泛影響；后者則主要繼承法國悠久的史學傳統(tǒng)，“研究的是歷史上社會群眾（或其中的一個部分或集團）所共有的觀念和意識，這種觀念和意識在民間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權(quán)更迭而發(fā)生變化，因此不同于官方意識形態(tài)，是人類社會精神文化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中最具相對穩(wěn)定性的部分。”J 勒高夫、P 諾拉、R 夏蒂埃、J 勒韋爾主編：《新史學》，姚蒙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頁；羅鳳禮：《歷史與心靈 西方心理史學的理論與實踐》，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頁。中國大陸學界似乎也跟隨這一分類。我們雖然認為不應(yīng)當把“心理傳記學”僅僅限制在歷史學科，它在政治學和文學等領(lǐng)域的研究中也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但總體而言，學界的一般性判斷慣例也大體上是可接受的。在這里，理解“心理傳記學”的透視視角和邏輯理路，應(yīng)當說比定義它的學科屬性顯得更為關(guān)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