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查良鏞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問：“胡先生，你就會回來嗎？”胡回答：“就會回來?！闭f完淡淡一笑。在這笑容中，查良鏞看到了一種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門口呆了許久。

《大公報》總經理沒有再回來，連他的名字都漸被湮沒。年輕的《大公報》職員后來成了名滿江湖的大俠，是為金庸。金庸回憶，1948年胡政之親自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年屆六十的“老總”夜以繼日，和同人們同吃同住，不辭勞苦，“其人格深深感動著年輕后輩，雖然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卻永生難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發(fā)，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yī)。輾轉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謝世。學者傅國涌稱之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征”。學者謝泳指出，在《大公報》同人心中，胡先生的離去是一種不祥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系或許有一些暗示。

謝泳認為，半個世紀以后，可以這樣解讀當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開始謝幕，在隨后的歲月里，《大公報》這個名字仍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說《大公報》已死，是懷念一種消亡的傳統(tǒng)。在這個短暫的傳統(tǒng)中，自由知識分子得以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通過報紙“文人議政”。如謝泳所言，中國近世本有兩個新聞傳統(tǒng)，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tǒng)，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tǒng)，“兩個傳統(tǒng)，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身上的那種報人風采，也已不可追。

他24歲就當上了章太炎主辦的上海《大共和日報》的總編輯，31歲任名報人林白水主辦的北京《新社會報》的主編，此后又成功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國聞通訊社和《國聞周報》。1926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

名報人徐鑄成曾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采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于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于籌計，擘畫精致，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了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p>

《大公報》舊人陳紀瀅也說：“文人辦報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慮從印刷到發(fā)行，從廣告到旅費，從營業(yè)到銷路，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在中國現(xiàn)代新聞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p>

他的同事這樣描述他在報社內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處理發(fā)行、廣告等經理事務；下午參加編輯會議，評比各報內容，尋找新聞線索，指令記者采訪；晚上和吳鼎昌（社長）、張季鸞（總編輯）商討社務，研究時事，選擇社評題材，每星期還撰寫幾篇社評。他掌握報社經營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個小時，習以為常。

后世嘆服，如此既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又能披堅執(zhí)銳，奮戰(zhàn)采編一線的報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為一代社會賢達，國民黨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絕了，一生以報人自任?？箲?zhàn)勝利后他到南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長，拿洋房汽車招待他，他卻謝絕了，自己跑回《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與社會上層人物和達官權貴雖多交往，但只有公誼而無私交，所談皆國內外時勢大事，從不涉私，這樣對于事業(yè)是有利的?！?/p>

作為報人，他有著被新聞史家方漢奇稱為“在舊中國新聞界并世無兩”的經歷。1919年，他曾以記者身份，前住歐洲采訪巴黎和會，不僅是到會的惟一中國記者，也標志著中國記者采訪重大國際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聯(lián)合國成立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他以中國新聞界代表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之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會，并在《聯(lián)合國憲章》上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