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3年年底，當我在蘇聯(lián)駐古巴大使館任參贊時，蘇聯(lián)著名拉美學者約瑟夫·羅姆阿利多維奇·格里古利耶維奇（拉弗列茨基）訪問古巴，為自己《古巴的文化革命》一書搜集資料。在我的幫助下，他會晤了古巴許多教育、文化和政治活動家，但非常想會晤革命領(lǐng)導人之一埃內(nèi)斯托·格瓦拉。盡管我知道部長很忙，但仍然想……

"尤里（加夫里科夫的名字。-譯者注），非常遺憾，我很忙。"他以自己固有的坦率說。

"少校（古巴起義軍最高軍銜。-作者注），"我打出了自己最后一張"王牌"，"他不僅是學者，還是非常風趣的人和交談者，前駐拉美國家間諜……"

格瓦拉沉默了（看來他在考慮自己的日程），隨后很快又說："明天晚上12點，我等你們。"我對此并不感到驚訝。因為我知道，少校僅僅在晚上12點以后才會見來訪者……

拉弗列茨基對這次會見，特別是對談話感到滿意。他也將自己的拉美奇遇告訴了對方。

1965年，我再次來到古巴短期出差時被告知，格瓦拉已經(jīng)不在國內(nèi)。我拜訪了他的家庭，向格瓦拉的妻子和孩子們轉(zhuǎn)交了我從莫斯科帶來的禮物。對我提出的問題，不善言辭的格瓦拉的妻子阿萊伊達回答說：他去國外執(zhí)行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三年之后我又來到哈瓦那，為蘇聯(lián)新聞社報道國際文化大會。我的朋友拉弗列茨基也是代表團成員，他告訴我自己正在寫一本關(guān)于格瓦拉的書，而格瓦拉本人此前已經(jīng)在玻利維亞犧牲。那本書是《優(yōu)秀人物》叢書之一。他還打算在古巴會見格瓦拉的父親和朋友阿爾維托·格拉納多斯。

很快我被調(diào)到秘魯工作。拉弗列茨基將自己寫的《切·格瓦拉傳》送給我，并附有題詞："敬贈親愛的尤里·加夫里科夫-助人為樂的格瓦拉分子和游擊隊員！約瑟夫。"后來在莫斯科見面時他再次表示感謝，說："沒有你就沒有這本書。你應該寫格瓦拉，哪怕是寫關(guān)于他的回憶錄。"

心有靈犀一點通。似乎是對這個愿望的心理感應，將我?guī)У教K聯(lián)駐秘魯利馬大使館。而我在古巴的老朋友安東尼奧·希門尼斯（時任古巴駐秘魯大使）此時也在當?shù)赝饨皇箞F工作。我們經(jīng)常回憶島上共同的熟人和朋友。安東尼奧是起義軍上尉，格瓦拉的朋友，在格瓦拉手下作戰(zhàn)，了解他，經(jīng)常講他。大使講的許多故事一直珍藏在我心底，它也是我寫本書的最初動機。

然而此事做得很晚。生活在修正我們的計劃和理想。秘魯之后我到哥倫比亞出差，更深入地接觸到了革命理想的繼承者（我將在本書介紹這一點）。

命運驅(qū)使我完成自己的朋友約瑟夫的叮囑：莫斯科維切出版社約我寫《阿根廷的古巴人-難忘的格瓦拉》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