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蕭三心智更加純粹、精神更加高尚、胸襟更加坦白。他絲毫不掩 飾以往的過失、缺點與不足。而有些東西,他不說別人并不在意或者是別人 根本無法知道的。由此可見他的坦率與誠實。例如:他說多年來《國際歌》 的譯者沒有署上“陳喬年”的名字是自己不對,他“對不起死去的喬年”。事實上,在東大時,《國際歌》的主要譯者是蕭、陳二人,后來國內流傳的文字主要是1939年之后,經蕭三多次修改后的版本。此后在許多報章雜志上的“譯者”只刊有“蕭三”,而沒有“陳喬年”的字樣,照理說無可厚非。到了“文革”時期,情況更亂,不僅經常沒有譯者名字,就連譯文也“根據(jù)需要”做了“改動”,而這個“改動”的根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就是為了去掉“蕭三” 這兩個字 ……幾十年后,這件事竟成了他的一塊心病。說“多年來《國際歌》 1978年8月11日,蕭三給作者的信 的譯者沒有署上‘陳喬年’的名字”,是自己的錯。無論如何,“他最初還是參加了翻譯的。署上他的名字,也有紀念他的意思,這樣才好。 “短短的幾句話,體現(xiàn)出他對同志、戰(zhàn)友、先烈們的深厚感情。
1926年,蕭三在上海參加了工人三次武裝暴動的籌備工作,到過一些工廠,在此期間他醞釀并撰寫了《三個(上海的)搖籃曲》、《南京路上》、《血書》等著名詩篇。晚年時,他對我說:“當炮火連天,打得十分激烈時,自己不能像周恩來等人那樣勇敢,不敢出來,有恐懼思想,怕死??蓯u??!”這種真誠地公開靈魂深處秘密的做法,更加深了我對老人的尊敬。
他還主動地和我講起自己的私生活。說他和一位女士私下有多年同居關系,“文革”里她受到牽連,挨斗并被發(fā)配到了外地,他很對不住她,她的兒子來找過他,當時自己還沒“解放”,不知道該怎么幫她。講到這里,他的眼睛蒙上一層陰暗,語調里充滿內疚,十分沉重。但事實上,據(jù)說那位女士并非或“并非完全”是受了他的牽連,可能主要是因為另外一個男人 ——俄國大使館的官員。這點蕭三一直不知道,把錯全往自己身上攬,足見其心地之善良。
蕭三是人,不是神。他勇于揭自己之“短”,尤其那些鮮為人知或不為人知之“短”,他這種“敢道人之所難言”、敢于挖掘人性深處丑陋的精神,則更顯得其靈魂的純凈與坦然,更使人感到親近。
1982年 5月中旬,蕭三突然病危。作協(xié)領導命我為他趕寫“悼詞”?!暗吭~”寫畢,書記處很快通過。不料蕭三以他頑強的毅力又掙扎了起來,不僅又度過了一個生日,而且還從容地安排了自己念念不忘的最后一件事 ——給胡耀邦寫信。
這年歲末,去世整整兩個月前,蕭三曾口授過一封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要求幫助“組成幾個人的班子(名單有我的秘書提交) “,把自己”延安以來的日記“整理出來”奉獻給黨,絕不能‘帶走’ “,”一旦此事告終,我死也瞑目“。四天后,胡耀邦親自批復應允了他的請求。然而蕭三已經仙逝,這件事便石沉大海,無法操作 ……盡管這件事不是我左右得了的,但它依舊令我靈魂不安,我沒有完成對他的這一承諾,失信于他。我深信, 將來一定會有人再重新把它翻開。
蕭三給我的最后一封信應當是 1982年10月25日,他誤寫成1992年(假如真是1992年該多好?。W仙P墨跡很淡,就像這位耄耋老人最后的生命歲月,在風雨飄搖中血脈日漸微弱,不知什么時候這根線就會斷掉。信里寫著: 親愛的陶陶奇卡: 很高興,得來信。我很難寫字,再也不能寫信,請原諒!我不能想象,你現(xiàn)在(和將來)要做多少工作(當時我正在整理、編輯他的全部文稿與詩稿。我曾鄭重地向他保證過,一定會完成他的囑托)。我不能想,(這是)我自己也更想不通的。但在可能的日子里看得見大作,我很高興?。ㄒ韵轮杆?86歲壽辰的賀禮)我很喜歡你的厚禮。這天下午還收到艾青夫婦自己送的一瓶厚(筆誤)的菊花。每天要澆水。還有朋友送來的條子、吃的等。真好吃,也好看。喜歡你的禮物的題字,——真難受??!難得寫字 ……(下面有些亂了,略 ) 這是最后的一封信,絕筆!讓人不忍卒讀。顯然他還有許多話要說、許多字要寫,然而這雙手、這雙給人帶來力量與溫暖的手、這雙勤于耕耘的手、這雙誨人不倦的手,卻永遠地垂落了下來 …… 令我欣慰的是,我執(zhí)筆寫下的那個”悼詞“在王震主持的追悼大會上由胡喬木同志作了宣讀,并且在我編的蕭三文集《珍貴的紀念》中以胡的名義作了該書的《序》,這也正是我要對他說的最重要的告別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