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年，有一些實驗室用其他實驗證實了艾弗里的結論，艾弗里的發(fā)現已獲得了獨立驗證。1952年，艾弗里再次進入了諾貝爾獎第二輪提名名單，由細菌學教授伯恩特·馬爾姆格倫（Berndt Malmgren）對之做了書面評價。馬爾姆格倫綜述了這幾年來的有關研究，認為蛋白質不太可能是轉化因子。但是他的結論卻是，要把DNA做為轉化因子仍然缺乏最后的證據，因此認為艾弗里的發(fā)現目前不值得獲獎。

“最后的證據”是在1952年出現的。激烈批評艾弗里實驗的人中，有多位是所謂“噬菌體小組”的成員。這個非正式組織包括從1940到1960年間那些研究噬菌體遺傳學的科學家，他們都以噬菌體為材料研究遺傳的物質基礎，但是他們也都是把基因當成蛋白質來研究的，不相信DNA具有做為遺傳物質所必備的復雜性。但是，在1952年，這個小組的兩名成員艾爾弗雷德·赫爾希（Alfred Hershey）和馬莎·切斯（Martha Chase）在做噬菌體實驗時，出乎意料地發(fā)現DNA是遺傳物質，他們才改變了立場。與艾弗里實驗的遭遇不同，赫爾希－切斯的實驗結果未遭到什么批評就很快被人們普遍接受，甚至被當成了DNA是遺傳物質的最后證明。事實上，這個實驗只是用不同的實驗方法，在另一種生物體上得出了支持艾弗里實驗的結果，其精確程度還遠遠不如艾弗里實驗。

赫爾希－切斯的實驗結果是在1953年冷泉港的大會上，與詹姆斯·沃森（James D.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提出的DNA雙螺旋模型一起介紹給與會者的。DNA雙螺旋模型解釋了為什么結構似乎很簡單的DNA分子能夠擔當做為遺傳物質的重任，消除了人們接受DNA為遺傳物質的最后一個障礙。沃森也曾經是噬菌體小組的成員。由于噬菌體小組在分子生物學領域的巨大影響力，越來越多的人相信DNA是遺傳物質。

1954年，艾弗里最后一次進入了諾貝爾獎第二輪提名名單，由哈馬斯登做書面評價。哈馬斯登在評價中沒有提及赫爾希－切斯的實驗結果和沃森－克里克的DNA雙螺旋模型，不過他承認DNA就是轉化因子，艾弗里的發(fā)現很重要。但是，他又指出，轉化的機制還不清楚，因此在目前這個發(fā)現不值得獲獎。艾弗里又沒能進入最后一輪候選名單供表決。即使艾弗里的發(fā)現被提交表決，也很可能不會獲勝，這是因為1953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已頒發(fā)給了生物化學領域的重大發(fā)現（三羥酸循環(huán)和輔酶的發(fā)現），1954年不太可能繼續(xù)頒發(fā)給生物化學--最后表決頒發(fā)給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癥）病毒的研究者。

1955年，艾弗里逝世，永遠失去了獲得諾貝爾獎的機會。假如艾弗里多活幾年，分子生物學成為了顯學，自1958年起諾貝爾獎開始頻繁地發(fā)給對分子生物學做出重大貢獻、甚至貢獻不怎么重大的人，艾弗里是否有可能分享殊榮？很可能不會。同時期另一位對DNA的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美國生物化學家歐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活到了2002年（活了97歲?。鸵恢睕]有獲得諾貝爾獎，并為此忿忿不平。此時分子生物學雖然風光一時，但是出現在聚光燈下的是那些曾經非常蔑視艾弗里的工作、以“貶低生物化學”著稱的噬菌體小組的成員。事實上，艾弗里差點被人遺忘。噬菌體小組在歷史上聲名顯赫，但是成果卻很少，與其名聲并不相配。在噬菌體小組做出的成果中，最著名的便是赫爾希－切斯實驗，比它早了8年的艾弗里實驗就受到了排斥。在介紹分子生物學歷史的早期著作中，赫爾希－切斯實驗被當成了證明DNA是遺傳物質的唯一實驗。在艾弗里同事們的抗議下，艾弗里實驗才被補充進去。直到今天，在教科書中，艾弗里實驗與赫爾希－切斯實驗仍被一起介紹，其實二者的重要性并不能相提并論。

以艾弗里的性格，他應該不會渴望獲得諾貝爾獎。他也不需要靠諾貝爾獎為自己增輝。分子遺傳學的歷史要從艾弗里艱苦卓絕的偉大實驗講起，今天沒有哪個生物系的學生會不知道艾弗里的實驗，而大多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工作又有多少人知道？有的人獲得諾貝爾獎，是為自己增輝，有的人獲獎卻是為諾貝爾獎增輝。艾弗里沒有獲得諾貝爾獎，是諾貝爾獎的遺憾，不是艾弗里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