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作人：延安只認識毛澤東

著名“胡風分子”賈植芳說：“我的嫂嫂李星華，是中共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先生的長女。1937年日本侵占北平后，定出嚴苛法令：凡離京外出者，均需有人作保，如發(fā)現(xiàn)有不軌行為或反日行跡，連同保人嚴加懲處。李星華想去延安，但無人敢作保。周作人當年與李大釗在北大任教授，二人曾是學術好友。他毅然為李星華作保，并且資助路費。臨行前，周作人對李星華說：‘你一路多加小心。我在延安，沒有什么熟人，只認識毛澤東，你見到他，代我問他好?！悄?，是我在陜西接應嫂嫂，把她送到延安。”

◎ 朱洗：墓碑

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轟轟烈烈開展的消滅麻雀的全民運動中，著名生物學家、中科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洗頂住巨大壓力，以歷史為例，說明消滅麻雀的危害。比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討厭麻雀，在1744年下令懸賞消滅麻雀，一時間普魯士的麻雀幾乎絕跡。但不久就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蟲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從外國運來麻雀。生物學家鄭作新、薛德育、張孟聞等都以自己的研究為堅實的基礎，公開反對消滅麻雀。后來，由于大量科學依據(jù)和分析以及自然的“報復”，麻雀的劫難終于結束。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科學家卻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大躍進”、反對最高指示等種種罪名，受到殘酷迫害。朱洗雖在1962年已經病逝，但此時仍被扣上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論、公開反對毛主席的罪狀，因此，竟令人發(fā)指地受到紅衛(wèi)兵砸碑掘墳、曝其尸骨的“嚴懲”！

◎ 章乃器：保留“學生腔”

1971年3月10日，章乃器在一封寫給周恩來的信中，曾談到剝削階級的一個傳統(tǒng)：“他們左思右想的，消極的是保守既得利益，積極的是壟斷產業(yè)，傳之子孫。這里重要的是‘保守’、‘壟斷’和‘子孫’三個概念。所有世襲制、遺產制、門閥制乃至血統(tǒng)論，都是從這三種概念發(fā)展起來的?！彼J為“這一切都是徒勞的”。在信里章乃器回顧了自己歷盡憂患的一生中，如何靠著一顆“勇往直前的純潔的童心”，在國家民族利益與個人名利沖突幾個節(jié)點上的抉擇，并自我總結說：“我踏進社會50多年了。在這50多年中，‘傻瓜’的徽號和‘學生腔’的譏諷是不斷的，我始終不改。因為我所厭惡的是‘世故甚深’、‘暮氣沉沉’和‘老氣橫秋’，那就不能不喜愛‘傻瓜’和‘學生腔’。挫折和打擊也是不斷的，我始終不悔。因為，我覺得心安理得是最愉快的?，F(xiàn)在我更加熱愛我這顆童心?！?/p>

◎ 俞平伯：知堂弟子

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的俞平伯（另三位是廢名、江紹原和沈啟無），對知堂周作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古訓。20世紀40年代末，俞平伯先是致函胡適之，后又與沈兼士、鄧以蟄等名教授聯(lián)名呈文國民黨政府，要求對知堂從輕發(fā)落，“俾就炳燭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譯”，被士林譽為古道可風。20世紀50年代中期，又是俞平伯向全國文聯(lián)建議組織知堂和王古魯、錢稻孫一起到西安旅行，這是知堂晚年唯一的一次出游，身心大快。及至“文化大革命”浩劫，俞平伯在慘遭“紅衛(wèi)兵”抄家批斗、受盡折磨、自顧不暇之際，仍偷偷向學生吳小如打聽知堂的消息，其篤于風誼由此更顯得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