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來只是一個小國。到了古公亶父時，因受不了戎狄的侵迫，率眾遷到現(xiàn)今陜西岐山縣一帶。此后因為土地肥沃，領導得法，逐漸強大起來。到了武王祖父季歷時，商王封周之領導人為“伯”。武王父親西伯昌（文王）是一位有大德之人，不僅仁民愛物，而且懂得經(jīng)營，國勢發(fā)展甚速。他在世時，已經(jīng)成為周邊眾國的精神領袖，達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步。他的兒子武王與他不同，武王是另一類型的人，他有推翻商朝、雄霸天下的意圖。

武王伐商時，紂王業(yè)已年邁八十，垂垂老矣。據(jù)武王伐商時所發(fā)表的作戰(zhàn)宣言《牧誓》所載，武王指責紂王性情暴虐，聽信女子小人之言，罷黜忠良，頗多惡行。所以討伐商紂成了順天應人之舉。但據(jù)近代出土文物的考證，發(fā)覺紂王時社會井然有序，殷政似乎不若后世形容的那般昏亂。在《論語》里，子貢也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歸焉?！逼鋵嵶迂曄壬f得太客氣?！俺蓜t為王，敗則為寇”，敗方永遠被勝方抹黑，是歷史上不變的陋習。所以武王伐紂，多半是周的國力膨脹，武王為了展現(xiàn)個人雄心所致。

而三千年前，武王伐紂之時，中國地廣人稀，大型都市少之又少，廣大的人民都稀稀落落地以小國或村落的形式，散布在極為遼闊之土地上，過著自供自給的生活。恰如老子所形容：

小國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那時人民的生活，幾乎不受政府的任何干涉，過得逍遙自在。正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于我哉”。其純樸恬靜，安然自得，是我們充滿塵囂的現(xiàn)代人想要而不可得的。

雖然如此，卻有兩件事是人民最害怕的。一是天災，二是人禍（戰(zhàn)爭）。戰(zhàn)爭一起，無數(shù)家園將遭損毀破壞，無數(shù)人民將要流血送命。所以，戰(zhàn)爭一直是賢德之士、仁德之君要竭力避免的。故而，武王伐紂，在時賢的明眼中，不是除暴安良，實是不義的暴力革命。這就是伯夷、叔齊甘冒生命之危攔馬諫言的原因。又由于武王伐紂早有準備，我相信在時機上，商王朝正遭天災的打擊，人民正鬧著饑荒（但愿有朝一日得到證實）。西伯昌又正好去世，給了武王機會。于是武王一面散布父亡的消息，載著亡父的牌位來號召諸國。一面一反人之常情，在父死未葬之時進攻殷紂，以收奇襲之效。所以伯夷、叔齊指責他不仁不孝。

伯夷、叔齊這種大無畏的精神，甘冒生命危險到武王馬前諫言，正是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的寫照。

再說，二人勸諫武王無效，險些送命，被姜太公救扶而去之后不久，武王與商決戰(zhàn)于牧野，一舉擊潰了殷王朝，紂王回朝歌自焚而亡。武王終于達成了雄霸天下的愿望。

伯夷、叔齊得知此事后，覺得武王以暴易暴、仁德不足，如果在周的勢力下吃周的糧食活下去，是一種恥辱。乃相偕隱居首陽山，采薇（一種野生植物）而食，最后餓死在首陽山上。

他二人在死前曾作一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nóng)、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從這首詩可以看出，伯叔二人并未重責那個惡人（武王），只說武王以暴易暴，不知自己錯了。怨是有一點，但沒怨任何人，只怨世風不對，生不逢時。那種令人向往的神農(nóng)虞夏已然忽焉逝去了。所以孔子曾說，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那意思就是：伯夷、叔齊堅持崇高的仁德理念，餓死在首陽山，是他們自己心甘的抉擇（求仁得仁），又怎會有怨言呢？

所以，回到本小節(jié)：“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應該是指，“伯夷、叔齊對以暴易暴的惡人都沒記恨。就算有所怨傷，也將不會太多?！?

故而把“怨是用希”解成“怨恨他們的人就不多了”是昧于歷史的說法。事實上，伯夷、叔齊也沒什么地方好叫人怨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