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同時，在江南，南岳慧思成功地將大乘中觀佛法與禪法融為一體，并將教法傳與智者大師。在智者大師的努力下，天臺教觀更趨成熟，于是創(chuàng)立天臺宗。稍后，吉藏大師在傳統(tǒng)深厚的三論學派的基礎上確立了三論宗的地位。唐初玄奘大師歸國，唯識學立即風靡全國，不久便形成了唯識宗。在武則天的大力支持下，法藏大師在地論師學說的基礎上，承襲杜順、智儼的師說而建立了華嚴宗。善導大師及凈土宗在廣大的僧俗中更是信受奉持……

翻開中國佛教史的這一頁，就可以看到禪宗其時處境可謂艱險，且強手環(huán)視。于是更可以感受到達摩、二祖、三祖的艱辛以及四祖、五祖創(chuàng)立東山法門的不易。

二、六祖曹溪法門的建立和禪宗的南北競流

唐代的統(tǒng)一與繁榮，使此前南北分流、眾師異說的佛教有了交流融會的基礎，雖然沒有大一統(tǒng)的局面出現，但各宗各派都力圖融會全部佛法，以使自己登于頂峰。天臺、華嚴二宗的判教，就是試圖在經論浩瀚、義理紛繁、師說各異的佛教發(fā)展歷史中確立自己存在的依據和優(yōu)勢，并由此建立了宏大的理論體系?！肚f子·天下篇》中曾提出過“道術之裂”這一命題，可以說佛教內各種學說和宗派都是道術之裂，但它們又都致力于對大道的回歸——誰最接近于道，誰的生命力和發(fā)展力就最強。

百年來，不少高僧和學者都把達摩到六祖的禪法看作一個轉變的過程，且是印度禪到中國禪的轉變過程，也就是如來禪到祖師禪的轉變過程。其過程和實際意義是什么呢？

印度佛教本身，就存在著從小乘部派佛法、大乘中觀和瑜伽佛法到后來密乘佛法的發(fā)展和演變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各派佛法又呈現并存的態(tài)勢。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前期，幾百年時間里，中國僧侶必然有一個從接受到熟悉，從熟悉到理解，從理解到選擇整理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大體在兩漢之間佛教初傳到玄奘大師歸國這六百年。這個學習過程完成之后，中國佛教必然會進入一個發(fā)揮和再創(chuàng)造的輝煌時期。而天臺宗，則早在玄奘大師歸國前，就成功地進行了這樣的嘗試。

在佛教的三乘教法里，不論印度的或中國的，不論何宗何派，也不論是初期階段還是成熟階段，面對和需要解決的都是此岸和彼岸、生死和涅槃、煩惱和菩提這一終極問題，在方法上，則是漸修和頓悟的問題。自東晉末年道生提出頓悟以來，頓漸之爭便成了中國佛教的一個熱點，頓悟之說雖漸為人們接受，但其理論體系的成熟以及成為僧人們自覺修持的方法，卻需要經歷好幾代人，從達摩祖師的《楞伽》傳心到六祖提倡《金剛經》的演變，透露了其中的消息，并且這一過程和當時整個中國的佛教理論發(fā)展同步?！独阗そ洝穬热莶┐?，是印度佛教瑜伽系統(tǒng)的重要經典，其中一部分開示了“自心所見”、“自心所現”的“自內證”法門。這個法門多分談漸，少分談頓，總的是頓漸俱攝。所以，從二祖慧可到五祖弘忍所遺法語，頓漸并行的多種法門是一脈相承的，這在盛唐北宗文獻《傳法寶紀》、《楞伽師資記》中是清晰可見的。把頓悟法門提到尊崇的首要地位并大力提倡的，當然是六祖慧能大師。六祖之前，道生和天臺宗的慧思、智者大師等雖倡導頓悟，但同時也強調漸修，只有六祖慧能大師把頓悟作為宗眼、宗風，作為自己傳授的根本法門，并作了精彩的表述，又創(chuàng)立有相應的接人方法和手段，這才使真正意義上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南宗，得到了確立。

六祖到黃梅時，五祖門下人才濟濟，神秀、法如、老安、玄賾、智詵等皆為法門龍象，名播于外。在六祖到黃梅之前，五祖對神秀等是滿意的，如贊神秀說：“東山之法，盡在秀矣?！辈ⅰ懊醋?，引之并坐”。對法如，是“密有傳宣，明一如所承”；對玄賾，是“汝與神秀，當以佛日再暉，心燈重照”。六祖的到來，使五祖感受到了新的氣象。六祖是沒有神秀等人的學問和禪修歷練的，他唯一可憑借的就是自己的頓悟體驗，而這種體驗，恰是神秀等缺少的。六祖當時并未出家，而且是嶺南不識文字的“獦獠”，這樣的資質能得到五祖的器重并授衣法，當然是與他的頓悟體驗密不可分。正因為這種頓悟的體驗，使五祖舍神秀等而把衣法傳與了謀面不久的慧能。所以在《壇經》中，六祖自豪地介紹了自己“于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的經歷，并反復開示“故知一切萬法，盡在自身心中，何不從于自心，頓現真如本性”的頓教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