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華先生在《清代諸子學研究》一書中這樣寫道：“自從儒家定于一尊后，其他學派日趨消歇，研究子書的人也很少，比如墨學，幾為淹沒，除了晉人魯勝，唐人樂臺外，幾無專門研究。對于子書的整理也非常少，以至于很多書籍斷簡脫訛，甚至《墨子》一類的書寄身于《道藏》才得以幸存下來。而且自唐代柳宗元辨子書真?zhèn)我院?，宋代高似孫撰《子略》，明人宋濂撰《諸子辨》。子書越辨，偽書越多。宋明理學時期，先秦諸子思想無一例外地被扣上了‘異端’的帽子，其研究者更是寥寥無幾。”（劉仲華，《清代諸子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第19頁）

到清代，理學家熊賜履(1635～1709)還天真地堅信宇宙間惟儒，道家為洪水猛獸，稱中國自然主義世界觀代表人物老子為“異端鼻祖”。他在《學統(tǒng)》中寫道：“自開辟來，歷羲、農(nóng)以迄姬孔，宇宙間惟儒爾，老氏出而異學始作俑焉。楊朱、莊周、列御寇之徒首先和之，不數(shù)傳而汗漶洪水矣，不可以止塞矣……其于吾儒也，或竄入其中，或駕出其上，或峙為三教，或混為一家，而老氏遂為萬世異端之鼻祖矣?！保ā秾W統(tǒng)》卷五十）

清儒和西學對中華文明復興的開山之功

以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心性儒學失敗后，看到儒家清談之害的清儒為了找回“真正”的儒學，要求回歸六經(jīng)。出于“以子證經(jīng)”的客觀需要，開始大規(guī)模?？闭碜訒?。歪打正著，清儒復興儒家的使命沒有完成，卻為我們整理了大量中華原文明的基礎文獻。歷史有時就是這樣富有戲劇性，要知道，今天我們讀到的諸子書多是清儒二百年艱辛勞作的結晶。

歷史不會忘記，是清儒打下了中華文明復興的第一根樁！

清末，西學涌入，學者們才逐步看清了儒家的本來面目。

劉師培(1884～1919)指出，儒家只不過是九流之一。在1905年的《周末學術史序》中，他將儒家放在與諸子平等的地位，利用西方學術標準，將儒學“仁學”歸為倫理學、《管子》輕重思想歸為計學、法家思想主要歸為政法等等。劉師培對管子、商鞅、韓非子等齊晉法家人物評價都較高，認為：“管子以法家而兼儒家。以德為本，而不以法為末；以法為重，而不以德為輕。合管子之意觀之，則正德利用者，政治之本源也；以法治國者，政治之作用也。舉君臣上下，同受制于法律之中。雖以主權歸君，然亦不偏于專制。特法制森嚴，以法律為一國所共守耳。商鞅著書亦知以法治國之意。重國家而輕民庶，以君位為主，以群為客，然立法不泥古，此其所長。韓非亦然，復以峻法嚴刑，助其令行禁止?！眲熍嗫吹街袊诺浣?jīng)濟理論與西學經(jīng)濟學有諸多相通之處，注意到了中國古典經(jīng)濟理論的儲備原則，在《周末學術史序?計學史序》中他寫道：“管子持國家主義，亦以利民為先，以正德為本，在于利用厚生。故富貴之法約有三端：一曰改圜法，二曰興鹽鐵，三曰謀蓄積。而理財之法亦與列國迥殊，有所謂貸國債者矣，有所謂稅礦山者矣，又有所謂選舉富商者矣。與皙種所行之政大約相符。”（《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第78頁）

劉師培開創(chuàng)了用西學學術標準系統(tǒng)肢解華夏文明的先河。與之同時代的嚴復(1854～1921)，曾聲稱在黃老思想中“找到了”西方自由民主，他說：“夫黃老之道，民主之國所有也，故長而不宰，無為而無不為；君主之國，未有能用黃、老道也。漢之黃老，貌襲而取之耳。君主之利器，其惟儒術乎！”（《嚴復集》，第4冊，10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