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份手稿您是什么時候又帶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讓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給我，他從枕頭底下把材料拿出來，我就拿回來了。拿一個帆布書包包著，放到我專門做的一個樟木箱的夾層里。

記者：您拿回這份手稿離您交給中央還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您是怎么保管的？

彭梅魁：一開始放在那個樟木箱的夾層里，1976年地震的時候我就把那個箱子放到書包里，背著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背著它睡覺。干什么都隨身帶著，就怕丟了，那個時候也不能放家里了。

記者：那后來您是怎么把這個手稿交給黃克誠，又交給胡耀邦的呢？

彭梅魁：那時候我看報紙，倒不是說特別關心國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志老領導，誰出來了，誰有病啊，誰怎么的呀。

1978年，我看到黃克誠出來了。因為我伯伯說過黃克誠是個很好的人。我想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黃克誠沒見過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后來我找到一個人，他就帶我去見黃克誠了。但那次我沒有帶著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后，我說我是彭梅魁，彭德懷的侄女。當年伯伯曾囑咐讓我來看看您，還讓我去看一個長胡子的肖勁光。他問我還有什么事嗎，我說伯伯讓我保存了一份手稿，這個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國人手里去。這個該怎么辦才好，是我自己保存呢，還是上交。黃克誠說還是上交好，自己保存難。他說，我可以幫你交，你跟我一塊兒去交給胡耀邦。但是他現(xiàn)在比較忙，有空的時候叫我一塊兒去。我說：“不，黃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黃伯伯?！焙髞睃S克誠就幫我交了。

當親情遭遇威嚇

在吳家花園，彭梅魁看著伯伯蒙受著不白之冤，經(jīng)歷著情感上的打擊，內(nèi)心無比焦慮，她只能盡最大努力照顧這位日漸衰老的親人。

面對著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沒有寫一個字的揭發(fā)材料。

記者：彭老總因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為民請愿，而受到錯誤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總的關系，“文化大革命”時期有沒有受到牽連？你們廠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寫揭發(fā)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牽連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兩個人要我到一附件車間二樓的一間屋子開會。我去了發(fā)現(xiàn)那里沒什么人，后來來了兩個女同志，讓我寫交代材料，揭發(fā)、批判彭德懷。我拒絕了，我說這個我怎么能寫，彭德懷的問題是黨內(nèi)的事，軍隊的事，我做這種工作跟他沒什么關系，沒什么可交代的，我一個字也沒寫。他們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長的棍子，其中一個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來。她們還要我寫，我堅持說沒什么可寫的。當時我想，愛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們廠當時已經(jīng)被打死一個了。

記者：當時他們好像還說您拿手表去收買審訊的人，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廁所的時候，碰到他們那一派的另一個人也在廁所里。我說你幫我把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們給打壞了。她可能就把這件事向上面匯報了，說我拿手表收買她。他們說，你再有多少錢，多少東西，我們也是收買不了的。我就跟他們解釋，我從來沒有這種想法，我當時只是怕打壞了手表以后沒法看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