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父親和我們?nèi)襾碚f，史家胡同這所四合院才使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于我們的家。

父親生前常對我說：“我這一生，既無動產(chǎn)，也無不動產(chǎn)?！彼诮粋€世紀的生命歷程中，經(jīng)手過的錢財不可謂不多。然而，他樂善好施，沒有給自己置一分地，買一幢房，銀行里也沒有存款。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在上海住的兩處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讓出一部分給我們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親常說的還有一句話：“我這一生，從無財富，但又從不缺錢?！倍鴦e人給了他錢，他又轉(zhuǎn)手去給比他更需要錢的人。解放后，許多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經(jīng)濟上沒有了收入，都很拮據(jù)。他們來找父親，父親總是接濟他們。為這事，母親沒有少嘮叨抱怨。有時，父親實在沒錢了，就寫信給周總理、毛主席請政府解決。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jié)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我轉(zhuǎn)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dāng)年為他征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yīng)他的呼吁，為青年學(xué)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毛主席聽后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fēng)??！”隨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產(chǎn)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里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jīng)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后來上了井岡山。這哪里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解放了，他沒有那些財主給他錢花了，全靠工資。我知道他缺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產(chǎn)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顧不到的人。我很感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p>

所以，這51號的四合院，當(dāng)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他們知道父親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總理到東四八條54號去看望父親。這時，總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們一家一直借住在父親的老友、曾任袁世凱內(nèi)務(wù)大臣的朱啟鈐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們家從上海遷到北京整整十年，父親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過住房?？偫砟谴我姷礁赣H擁擠不堪的書房兼客廳，感到十分吃驚，他連聲自責(zé)，說對父親沒有關(guān)心到，這么多年，竟讓父親借居友人家中?；厝ズ?，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國務(wù)院管理局為父親找一個四合院住宅。本來，許多高級干部當(dāng)時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親選定51號院之后，周總理又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他請示了毛主席，這房子是送給父親的，感謝他對共產(chǎn)黨的幫助和合作。父親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會上，周總理又對我的香港回來的繼母和美國回來的妹妹說51號院永遠是父親和他親屬的家。

其實，我當(dāng)年和母親一樣并不大喜歡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長大，我更喜歡上海那些帶花園的西式洋樓。我總覺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從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經(jīng)過寒氣襲人的院子。廚房那么遠，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涼了一半。記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飯，彭阿姨燉了一大砂鍋上海“全家?！薄?一只整雞、一個蹄髈、一塊火腿。在端著砂鍋走過院子時，因為砂鍋從火上剛?cè)∠?，而?dāng)年北京的冬天比現(xiàn)在寒冷，這一冷一熱，砂鍋的底掉了，全雞、蹄髈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這除夕夜很掃興。

但是這四合院畢竟是個家！尤其是在女兒妞妞出生之后，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無限的樂趣。我一生中給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就是這個小生命。搬進四合院時，父親已是八十高齡，解放后，他的生活變得很簡樸、單調(diào)，昔日在上海的那許多應(yīng)酬都沒有了，父親除了出去開開會，偶爾會會友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看書，寫他的《柳文指要》。他在這大大的寬敞的四合院里很舒適、很滿足，真是過著他一生從未享受過的安寧。而妞妞的出生又為他的平靜生活增添了極大的快樂。他和母親對妞妞遠遠勝過了在我幼年、童年時代對我的關(guān)懷，那幾乎是一種慣寵。不論妞妞犯多大“錯誤”，他們都能容忍。

對于我來說，這個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溫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的歲月。那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xué)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許回家。家，這時成了我最溫暖的避風(fēng)港。守著年邁、祥和的父母，看著尚不諳世事的妞妞撒歡滿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時光停止，再不往前，讓我永遠忘卻外面瘋狂的世界，讓我停留在這充滿人情、人性的四合院里，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經(jīng)作出過多少奉獻，而如今卻是充滿敵意的校園。

父親在這個四合院里平平靜靜地生活了十三個年頭，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柳文指要》?？上茨茉谶@四合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親為了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二歲高齡時，遠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總理根據(jù)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專機送父親前往。但是父親畢竟高齡，到香港很不適應(yīng)那里潮濕的氣候，在我送父親到香港后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時，我已感到父親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顯得有點傷感，拉著我的手說：“回去報告總理，我已經(jīng)開始會晤臺灣方面的朋友了。我盡快做完這些事，回北京。你轉(zhuǎn)告總理，早點派飛機來接我回去?！备赣H去香港是當(dāng)時毛主席的一個驚人之舉。九十二歲的“和平老人”（父親1948年曾作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來北平與中國共產(chǎn)黨議和，未果）以探親名義去香港，中國政府卻派出專機護送到港，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架降落在啟德機場的中國飛機。可惜，父親沒有能等到總理派專機接他的那一天。6月29日，我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傳達總理指示，說父親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準(zhǔn)備隨周總理指派的醫(yī)療小組乘專機去香港，接父親回北京。當(dāng)時決定7月2日啟程，外交部已根據(jù)總理指示，發(fā)了緊急照會給當(dāng)時的英國代辦處，申請專機降落及人員入港簽證。但是，就在7月1日凌晨二時左右，冠華打來電話說外交部值班室接總理辦公室電話，父親已在香港病故。他終于沒有能回到他眷戀的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