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要離開了，這點點滴滴的往事全部涌上心頭，就連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憶的往事。風風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闖過來是多么不易?。∈四曛?，外國語學院這一塊外國語言耕耘的園地，畢竟留給我太多太多的記憶了……

1953年，我中學畢業(yè)。原來是要報考清華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寫報考志愿前，學校領導找我去說，朝鮮戰(zhàn)爭告訴我們帝國主義還要制造戰(zhàn)爭，因此我們要時刻準備。戰(zhàn)爭需要外語干部，所以組織上希望我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這個學校雖然沒有北大、清華的名聲，也不叫“大學”，但它是從延安老區(qū)遷來的，是一所有光榮革命傳統(tǒng)的學校。從這一年開始列入北京高等學校招生。

盡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學外語，但黨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猶豫地把第一志愿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后來知道，當時的外國語學院是屬“保密”招生范圍。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國幾個大城市的一些中學去挑選學生了。所以我們后來參加入學考試其實不過是走一個形式。內部名單早已定了。當時，從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為美國教會辦的貝滿女中）大概一共挑選了五個學生。

報到那天，學校派車子從東華門把北京錄取的學生接到學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還歷歷在目。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被這所被稱之為“高等院?！钡暮喡@呆了。當時的學校設在靠近頤和園的華北革命大學旁邊。那里沒有北京大學湖光塔影、曲徑通幽的校園，也沒有清華大學各個系配套齊全的教學樓。北京外國語學院設在袁世凱當年的兵營里。那灰色陳舊的二層磚瓦樓里，沒有像樣的房間，看起來更像個大倉庫。我們被帶到我們的宿舍，那是一間足有一百平方米大的空間，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墻，里面放了許多雙層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后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床鋪！我即使對革命的艱苦有思想準備，但是對這樣一個被稱之為高等學校的校舍實在難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對“上大學”這樣一個向往已久的夢想，我難以想象，二十多個大學生怎么能睡在這大倉庫里？盥洗室就在一進樓門的走廊的左邊。在那長長的屋里，有好幾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龍頭。這一層樓面的學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個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兩間廁所，就設在盥洗室里間，一間男一間女，要非常小心才不會開錯那簡易門。

我記得當我們被告知，那大倉庫是我們的宿舍，那木頭大架子是我們的床鋪時，有的上海來的女學生當時就哭起來，哽咽地說上當了，她是來上大學的，怎么會跑到這種“蹩腳”地方來。

學?？赡茴A見到我們會有思想波動，所以采取了打籃球“人盯人”的辦法，派了許多老同學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講學校的革命傳統(tǒng)?！澳疽殉芍邸?，我們再不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墒堑介_晚餐時又出了新的問題。我們等待著老同學帶我們去學校的飯廳用餐。但結果是，我們被帶到伙房外面的一塊空地，每個人發(fā)給一套碗筷和一個粗麻繩穿的小馬扎。老同學說，學校沒有大飯廳，取了飯就在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馬扎上吃飯。我們這批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大城市，沒有農村來的，而且大多數人的家庭條件比較優(yōu)裕。我們難以想象一天三頓飯要坐在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眾人嘩然，說這哪里是個大學，簡直是勞改所。

大學也罷，勞改所也罷，這就是我們的大學。不論它開始時讓我們多么失望，但后來它卻使我們魂繞夢縈，難以忘懷，因為我們畢竟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這個校園。

開學不久，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以其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使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為之信服。生活上的艱苦已經習慣，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當時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系云集了一批全國第一流的教師，教授中有王佐良、許國璋、周玨良、李秉漢……這樣一批從國外回來的專家，青年教師的力量恐怕是全國少見的強大陣營，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的原來上海、南京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在經過“革大”培訓后都被分配到外國語學院任教，其中有上海圣約翰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的。幾十年中，他們都是英語系的中堅力量。我們慶幸能在這樣優(yōu)秀的教師指導下進入西方語言文學的神圣殿堂。

我不知道現在大學生的生活是什么樣的。那時候，我們一個班的同學真是充滿了團結、友愛、奮進的朝氣蓬勃的良好氣氛。生活也充滿情趣。我始終覺得那是個無比光輝的年代，這主要是人們真正向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種無私的獻身精神。那時候的年輕一代人似乎心靈都很純潔，沒有那么多“私心雜念”，也不太計較個人得失。同班女同學中，陳佩冬是我的好友，我們睡上下鋪，我在上面。我們二年級時，李秉漢教授給我們上精讀課。其實我和陳佩冬并不相像，我的個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為何，李公總是把我們兩人弄混。他點我名問問題時，總是叫我陳佩冬，而叫陳佩冬回答問題時又叫她章含之。開始，我們還糾正他，后來發(fā)現李公認定了我叫陳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們也就將錯就錯，反正期終考試，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錯就行了。所以我們全班十五個學生都習慣了在上李公的課時，每當他叫陳佩冬時，我站起來，而叫我時，陳佩冬站起來。我們兩人都不計較李公對我們課堂表現的評價。有趣的是，那個學期結束時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課，當他叫到陳佩冬，我站起來時，李公突然仔細地看著我，然后說：“Oh，I am sorry，you are章含之！”我們全體同學友好地都笑起來，李公問：“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錯了嗎？）我們笑得更厲害了！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們老同學聚會時還常常記起。

我們班上有一位調干學生，他叫顧陽光，很小的個子。他是從某個工作單位調來學英語的，已經是個干部，年齡起碼比我們大十多歲。他后來成了我的入黨介紹人。顧陽光身處一群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之中與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我們大家都叫他“小Uncle”（小叔叔）。

小Uncle是帶職學習的，所以有工資，在我們這些拿家里零用錢的學生來說，他實在是個大富翁。于是我們常常敲他竹杠。學校往頤和園去的路上有一個小鎮(zhèn)，現在它已蕩然無存。那個小鎮(zhèn)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假日里，我們常常三五成群地散步到小鎮(zhèn)去買一大包花生，或是葵瓜子解饞。有時，我們也去那里的一家飯館，吃上一盤蛋炒飯。小Uncle就成了我們去小鎮(zhèn)的理想伙伴，因為他總是慷慨地給我們這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買足我們想吃的零食，然后我們就會一路吃回學校，小Uncle看著我們嗑著瓜子心滿意足的樣子，他也總是非常開心，他真是我們的一個好小Un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