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氏之說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說是意味深長。事實上，西南聯(lián)大當時的情形遠沒有如此簡單。

聞一多原是最不贊成學生從軍的教授，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有人倡導學生從軍，聞氏反對，早些時候他曾對北平藝專的學生說：“一個學生的價值遠高于一個兵士的價值，學生報國，應該從事更艱深的工作才對?！盵26]按他的觀點，學生參軍是浪費人才，并認為學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傳人，肩負著民族復興與未來發(fā)展的重大歷史使命，多保留幾個讀書種子，讓他們的腦袋留在教室、實驗室或研究室，俯下身來做學問或科學研究，比把腦袋別在褲腰間出沒于血肉橫飛、人頭亂滾的戰(zhàn)場，意義要大得多，對民族整體的貢獻，也比軍人偉大得多。如果沒有科學文化精英的存在，單靠軍人是不可能拯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更談不到偉大的民族復興云云。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國民黨腐敗日重日深之時，聞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政治觀點發(fā)生突變，又一度產(chǎn)生了以學生兵作為新生力量，來改造國民黨這支舊式封建軍隊的短暫幻想，認為青年學生們從軍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軍即將實現(xiàn)“一號作戰(zhàn)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攻占獨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駐昆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主持召開的時事討論會上，聞一多曾激憤地說道：“盟軍各個戰(zhàn)場，現(xiàn)在都在收復失地，只有我們還在繼續(xù)失地！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軍隊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課堂上講到國際國內戰(zhàn)爭形勢，及國民黨軍方的腐敗無能，慷慨陳詞：“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軍隊，已經(jīng)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27]從這個時候開始，聞氏一改過去的態(tài)度，積極呼吁青年學生們參軍報國。

當學生們報名應征入伍，即將離開西南聯(lián)大時，在歡送會上，聞一多要求學生日后不要成為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的軍閥與官僚老爺，而要積極參與改造這支舊軍隊，使之成為具有國際水準的現(xiàn)代化軍隊和國家依仗的真正棟梁等。遺憾的是，聞氏只是一相情愿，歷史告訴世人的，不但這些年輕學子未能改變這支舊式軍隊的模式，自己的鮮活生命與滿腔熱情連同那美麗的夢想，也一同被這支軍隊有形無形的巨輪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為一個時代的悲劇。

面對風起云涌的國際國內局勢，作為西南聯(lián)大實際主持工作的梅貽琦，極其清醒、沉著地駕馭了政局。從聯(lián)大保存下來的材料看，在幾次征召入伍的鼓噪聲中，梅貽琦從來沒有主動要求教師或研究生棄學從軍，整個西南聯(lián)大的從軍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學歷的青年學生。即使在這類學生中，梅貽琦亦盡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使人文特別是科學知識結構不至于出現(xiàn)斷層或后繼無人，如理科方面的楊振寧、黃昆、唐敖慶、郝詒純等一批經(jīng)過嚴格篩選的優(yōu)秀學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華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鄧稼先等稍年輕的學術苗子，也無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來。這一大批學人為日后為中華民族振興以及世界人類科學的進步作出了杰出貢獻。

當然，若有教師與研究生主動請求從軍，梅貽琦亦不加阻攔，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兒一女就先后從聯(lián)大應征入伍。女兒梅祖彤加入國際救護組織，為抗戰(zhàn)效力。梅貽琦的獨子，當時就讀于西南聯(lián)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級的梅祖彥， 于1943年11月決定棄學從軍。梅貽琦認為當時國家形勢動蕩，能在大學讀書，機會難得，希望兒子把學業(yè)完成再作決定，報效國家的機會以后還有很多。但兒子去意已決，梅未阻攔。當時許多人認為，梅祖彥入伍之后會投奔他的姨夫——國民黨名將衛(wèi)立煌擔任總司令的滇西遠征軍任職，并依靠衛(wèi)的關系得到照顧和升遷。梅祖彥卻出人意料地投奔了并沒有人際關系的空軍部隊當了一名普通的翻譯員，直到戰(zhàn)爭結束一年后的9月，譯員工作結束，才遵照美國軍方的安排到美國麻州WPI復學，插入機械系二年級繼續(xù)學業(yè)。

與西南聯(lián)大略有不同的是，地處川南長江上游李莊的同濟大學，則對此次青年從軍保持高漲的熱情。據(jù)后來赴臺灣的同濟學生王奐若回憶：“當年重慶市及四川、云、貴各地中學生知識青年投筆從戎者風起云涌，熱潮所至，如江水之奔騰，不可遏止。位于四川宜賓李莊的同濟同學紛紛響應，于紀念周會上舉行從軍簽名儀式時，鼓聲頻傳，個個摩拳擦掌，怒發(fā)沖冠，熱血沸騰。同濟同學當時簽名者達六百余人之多，約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數(shù)，為全國院校從軍人數(shù)之冠（未簽名者多因體弱多病受師長勸阻）。當年，留在同濟的德人教授看到這種陣勢，都感動得熱淚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國不會亡’?。≧epublic China ist nicht gestorben）‘中國一定強’！(Republic China muss sich st?rcken)”[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