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茂

在沒有悠久尊師傳統(tǒng)的美國，最杰出的教師被稱為“英雄”。

我最早了解到的美國名師，便是萊福·艾斯奎斯。在很多方面，這位名師非?！爸袊?。但是，他給學生留的作業(yè)非常少，學生大多數時間都在看自己喜愛的書籍或練習器樂、排練莎翁戲??；他從來不對學生高聲說話，不讓他們丟面子；他有一身“找錢”的好本事，熱衷于帶學生遠足。更令人稱奇的是，他創(chuàng)立了一個類似于市場經濟的游戲來管理班級，這是我了解到的最有趣、最有意義的學生獎懲制度。

比起艾斯奎斯，克拉克的成名晚了很多，但人氣卻一點也不差。他的５５條班規(guī)或許是最全面、最有操作性的學生行為規(guī)范。其實，與其說是“行為規(guī)范”，不如說是“禮儀修養(yǎng)”，克拉克堅信并證明它是學生學習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他對中國教師最好的忠告或許是：提高成績不必為“應試而教”，有很多辦法可以讓學習變得有趣，同時實現教學的最高水準，并提高考試分數。

而比格勒和凱德是對所教學科的專業(yè)性有較高要求的中學教師的杰出代表。

在理科名校執(zhí)教歷史的比格勒堅信，理工人才不能因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專長而缺失人文精神劍走偏鋒?！拔覀兣ψ屗麄兠靼?，人文學科給予他們的是判斷力?！北雀窭瞻压W校視為文明的戰(zhàn)場，“教給學生理性啟蒙與文化財富，是任課教師參與的一場關鍵戰(zhàn)斗。”他擔心“如果我們未能成功地教育好我們的年輕人，不出一代我們便回到了蠻荒時代”。比格勒通過讓學生模擬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來給學生講故事，鼓勵他們大量閱讀，走訪歷史遺跡，利用互聯網進行研究，撰寫“歷史信件”，教活了歷史。

凱德是美國“十大科學教師”之一，她的“蟋蟀課堂”一定會給我們很多啟示———讓學生學會觀察，是做研究的第一步。她希望教給學生發(fā)現問題、實驗、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并堅信，“培養(yǎng)學生在尋求問題答案時嫻熟地運用邏輯探究方法，對國家來講是一件大事”。她希望學生“無論將來從事什么職業(yè)，在面對一個新的問題時，都能頭腦敏銳，創(chuàng)造性地把問題解決掉”。她還希望學生能夠把在課堂上獲得的自尊和自信遷移到他們的生活中，以積極、主動的心態(tài)處理生活中的各種事情，以負責任的態(tài)度去影響和幫助他人———這充分體現了一位優(yōu)秀科學教師的人文情懷。

如今，以“不讓一個孩子掉隊”為旗幟的教育改革正在由聯邦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動，羅杰斯和卡姆拉斯便是在這個背景下涌現出來的“教師領袖”。

羅杰斯從一個“跟風”的教師成長為“用數據說話”的教師，這意味著把教學方法的研究建立在客觀數據的基礎上，以測評為指導，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羅杰斯在當選“全國年度教師”后主動去了當地最差的一所學校，負責提高學校的教學成績。她認為教師的職責是為每一個兒童找到學習的最好方法和資料，同時幫助他們完成社會性發(fā)展與情感發(fā)展；為了學生的進步，教師必須以關愛、積極的態(tài)度接納學生的全部，并認識到每個孩子的學習進度都不相同。

卡姆拉斯是從支教志愿者成長起來的、以消除教育不公為己任的杰出青年教師。雖然是“半路出家”，但卡姆拉斯悟性極高，他的課堂管理訣竅令人不得不服。他的數學課讓我們看到了各種教學資源的有效利用，包括最新的教育技術。他把跟每一個學生的學習風格對上路視為教學的最大挑戰(zhàn)。教學之余，卡姆拉斯還組織學生學習攝影，用攝影作品來表達自己及與社區(qū)的溝通。如今，卡姆拉斯正努力在教育政策上發(fā)揮自己的作用，撰文傳播他的“教師新政”。

德雷珀原本是一位教高中畢業(yè)班的英語教師，一次偶然的機會讓她走上了作家的道路，成為美國最成功的作家教師。她最初的寫作動力是部分學生不喜歡讀指定的課文，因而她努力為年輕人寫他們自己的故事，雖然主題很沉重，但她希望他們在談論這些艱難生活現實的過程中變得堅強起來，希望他們因為她的文字而能生活得更好。德雷珀是全美國最早一批獲得全國認證的專業(yè)教師，她將教師與學生的良性關系視為點燃真正教育的火花。

她呼吁給予教師專業(yè)從業(yè)者的地位———她對潛在教師、師范生和新教師的建議，讓我們感受到她那份特有的“專業(yè)”。

對于具有教育理想主義情懷的人來說，黛博拉·梅耶爾的出現一定會令人興奮不已。

梅耶爾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試分數上，而是建立在學生進入大學后和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的大量事實證據之上。在她創(chuàng)辦的學校里，學生像博士生那樣上課、答辯。她認為當今教育的主要問題出在兒童與成人的疏離，促進學生學習的最佳方式是改進教與學的關系。梅耶爾堅信，縮小學校規(guī)模，在教師、家長和學生中營造相互信任的氛圍，給予教師更大的自主權，再加上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

如今，美國的主流教改并沒有選擇梅耶爾的道路，但梅耶爾并不孤立，她代表著一種教育哲學和力量———一種在美國必然存在的哲學和力量。缺少了她，我們極易對美國教育產生誤解。

或許可以說，一個民族的所有文明，都集中體現在了教師的身上。中美兩國最杰出教師之間的差異，隱藏著兩國教育與文化層次的不同。如果我們足夠虛心，我們應該將之視為差距；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危機感，我們應該看到這是一個可怕的差距；如果我們還有足夠的勇氣，我們應該將之視為一個挑戰(zhàn)。

當我們期盼中國的比爾·蓋茨時，我們能期盼中國的艾斯奎斯、比格勒、卡姆拉斯和梅耶爾嗎？

在我們不再情愿把教師比作蠟燭和春蠶之后，我們能將我們的教師稱為英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