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將我抱進了吉普車，里面坐著朱德和康克清媽媽。我憋足了勁，喊了一聲“爹爹”，爸爸竟然沒反應，倒是朱德答應了一聲。我用一種不理解的眼神望著他，心里不樂意。媽媽說：“大女兒，延安的小朋友都管朱德總司令叫爹爹，他以為你是在喊他呢?！敝斓虏畵崦业念^，用濃重的四川腔說：“大女兒，你今天看到了爸爸媽媽，也認識了我這個爹爹，高興嗎？”我說不出一句話，淚水不知不覺流滿了臉頰。從那一天起，我不僅有了爸爸，還有了爹爹。

雖然來到了延安，但我與父母相聚的時間并不長。很快，我就到延安中學住校了，只有周末才能回家。1947年春，胡宗南進攻延安，黨中央決定暫時撤出延安。這件事卻給我和父親的相處“創(chuàng)造”了機會。

本來，爸爸讓我跟學校行動，一家六口人分散五處：大妹妹遠征隨著“保小”（延安兒童保育院小學）轉(zhuǎn)移；媽媽帶著小弟弟隨中央工委過黃河；小妹妹遠芳遠在莫斯科的國際兒童院；爸爸和毛主席、周副主席轉(zhuǎn)戰(zhàn)陜北。

我從小嚴重營養(yǎng)不良，患有夜盲癥。在夜里轉(zhuǎn)移，幾乎就是個“瞎子”，只能靠前面同學背包上拴一條白毛巾，隱隱約約地隨著小白點跟進。一天夜里過河，我的右腳趾骨摔裂了，傷勢很重，發(fā)起了高燒。一個認識父親的士兵，自作主張，把我接到父親身邊。

那天下午，全身劇痛的我心情卻和初到延安時一樣興奮，因為我又可以和父親在一起了。父親把我?guī)нM了一間窯洞。這是個很特別的地方，格局與一般“一明兩暗”的房子差不多，里面有三個房間，是黨中央駐王家灣時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和父親四個人的辦公室兼宿舍。

我就這樣和幾位重要領導人同住在了一個窯洞里，我想我可能是全中國唯一與這么多領導人一起生活過的孩子。

大窯洞里，毛主席和江青住在右側(cè)的房間，中間屋里住著陸定一和周恩來伯伯，爸爸帶著我住在左邊的房里。我的床，就是窯洞里的一個炕洞（當?shù)乩习傩沼脕泶婕Z的地窖）。每天睡覺，爸爸把我放進去，早晨再把我提出來。說來難為情，有幾次爸爸忙得忘了提我出來，害得我只好把炕洞當成廁所。

父親是個幽默樂觀的人，即使條件再艱苦，我與他在一起，每天都充滿笑聲。我記得陜北的蚊子和臭蟲多得出奇。看到父親工作那么緊張、勞累，常常一支煙從點燃到熄滅，還顧不上吸一口，而可惡的小臭蟲卻叮得他煩躁不安，我就每晚點上蠟燭燒臭蟲。我手持燃著的蠟燭，順著炕洞中的每一條縫隙，一路燒了過去，火焰中臭蟲被燒得“噼啪”響，我們形容這聲音為“炒芝麻”。日子久了，一到傍晚，爸爸就會提醒我：“大女兒，‘炒芝麻’的時候到了?！本瓦B周伯伯也時不時詼諧地說：“該你來消滅另一個戰(zhàn)場上的飛機（蚊子）和坦克（臭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