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里，一塊參加談話的原駐華大使羅爾夫·博瑟爾德講了一個他親見的故事：1966年4月份，民德駐華大使離任回國，羅爾夫陪同他會見了劉少奇和周恩來。劉少奇當時說，我們現(xiàn)在討論社會主義的問題，我們遇到了許多的社會主義，有我們的，你們的，蘇聯(lián)的，羅馬尼亞的，阿爾巴尼亞的和印尼的。但我們不知道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樣子？劉少奇問周總理，你說是不是這樣？當時周恩來沒有作答，而是把話頭叉了過去。羅爾夫大使提供的這個細節(jié)，頗有意味。它可以被看作一條史料，解讀在1966年這個時段，社會主義國家黨的領導人如何看待和研究社會主義問題，這是他們經(jīng)過自己艱辛探索之后，針對著現(xiàn)實中的問題所發(fā)出的詰問。

下面的話題，轉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迪克曼教授告訴我：他1959年到1961年當了兵，在空軍服役。但因為個子太高，無法做飛行員，于是做雷達兵。當時他們認為，戰(zhàn)爭的確會發(fā)生。而如果戰(zhàn)爭開始，敵人第一個目標就是雷達。戰(zhàn)士們當時說，坐在這里雖然很危險，但誰也打不敗我們，因為我們后方可以一直到上海，都是社會主義整體。那時大家確有一個堅定的看法，就是民主德國雖處在同西方斗爭的最前線，但他們打不敗民主德國，因為民主德國有一直到上海這樣一個社會主義陣營作后盾。但教授接著說，當年蘇聯(lián)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爭論，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如果當時避免這種爭論，共同探討發(fā)展問題，那社會主義的情況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如果當時大家搞一個共同的戰(zhàn)略，那今天的形勢就大大不同了。今天研究這段歷史，應該從這樣的角度提出問題，應該從一個比較高的視角來研究這個問題。

教授指出，歷史學家都知道，中國有最古老和不間斷的歷史傳統(tǒng)。誰不了解這樣的情況，他就要犯錯誤。你們1949年以后的情況和我們1945年以后的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們是被解放，你們是自己解放了自己。在我們德國，1945年以后唯一的辦法，就是用軍事力量來維持它。在德國內部沒有一個真正的反法西斯的軍事力量。法西斯只有用軍事的力量來打敗它。所以可以理解，蘇聯(lián)為什么從1945年以后就對德國看得如此之嚴。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上世紀五十年代。這也是他們的權利。世界不能再發(fā)生那么大的戰(zhàn)爭。斯大林格勒死了那么多人，把一個國家都破壞了，是不能被輕易忽視和忘記的。所以蘇聯(lián)有權利對這里進行監(jiān)視和看管?？墒且院笄闆r不一樣了。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他們要我們做他們很好的同盟者，我們也這樣做了，可我們的國家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不是剛剛被解放和打敗了法西斯的國家，我們應該有我們的獨立性，我們也應該有我們的發(fā)言權。我們知道蘇聯(lián)比我們大多了，經(jīng)驗也多多了。但我們知道，我們應該是平等關系。應該有自己的利益，堅持自己的利益。你就是朋友，也要尊重對方?？墒亲罱K他們把我們賣出去了，我們什么也沒有得到。

教授接著說，中國情況當然不一樣。如果中國的北部是蘇聯(lián)解放的，而南方被資本主義占領，那會是怎樣的情景呢？教授說，曾有人問我，為什么不在東柏林建一個天安門式的廣場。我說不行，因為我們有西柏林，而你們沒有西北京。在民德還存在的時候，西德實際上是怕共產主義的。他們也搞了一些社會福利式的東西，但大多是模仿我們。現(xiàn)在他們不怕了，就把那些東西又改掉了。因為沒有民主德國作對比了。在兩個德國對峙的最危險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說法，就是狗的尾巴隨著狗的身體動，而不是身體隨著尾巴動。那時，我們是尾巴他們是身體。

講到這里，我又問教授，在民主德國寫黨史，怎樣看待和認識黨史與國史的區(qū)分。教授說，關于國史與黨史區(qū)別的問題，我們也研究過。我們是先搞黨史，同時也研究我們的民族問題、文化傳統(tǒng)問題、遺產問題等。這些同黨史還不是一回事。在我們早期工人運動中，曾碰到封建主義的問題。同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是落后的。但那時出現(xiàn)的技術或文化問題，也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