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天，長春城內(nèi)一片混亂，被圍困的十萬國民黨軍隊僅靠微少的空投糧食活命，老百姓連草根樹皮都吃光了，大街小巷每天都有餓死的人，關(guān)內(nèi)的報紙說長春成立了“埋尸委員會”。一天，督察處逮捕了一個叫王萬富的木匠，他的老婆孩子都被餓死了，他餓得沒有辦法，就到市場上去誑騙那些饑餓的孩子，把十一二歲的孩子騙到家，用斧子把小孩砍了，把身上的肉割下來拿到街上頂馬肉賣，賣了錢，買高粱米。這樣的事，我不但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什么“民不聊生”啊，“餓殍載道”等等都不足形容當時長春餓死十來萬人的凄慘景象。

守在長春的部隊計有新七軍和六十軍，加上吉林保安旅，騎二旅和警察總隊等。這些部隊的士兵餓得東倒西歪，不成樣子；軍官們依然如故，吃得腦滿腸肥，過著燈紅酒綠的生活。躺在白骨堆上享樂。

長春守軍沒有力量出擊，期望遼西戰(zhàn)役打好，能有援軍到長春解圍。蔣介石給鄭洞國的電報指示：“固守待援，相機出擊。”待援是可以的，出擊是辦不到。給養(yǎng)沒有，士氣低落。士兵把長春當成“墳?zāi)埂?，軍官揶揄自己已成了“甕中之鱉”。

這種情況下，我在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①工作已沒有什么勁頭，加上我與處長張國卿還有一些私人意見，9月，我就離開了督察長的職務(wù)。隨即，保密局長春站②站長項迺光保我為“軍事聯(lián)絡(luò)組”組長。當然，南京保密局不會不準的。這個“軍事聯(lián)絡(luò)組”是為控制袁曉軒一支兩三萬人的“吉黑地區(qū)人民義勇隊”的武裝特務(wù)而成立的，一個少將組長，四個中校組員，還有一部電臺。由2月到9月，這支特務(wù)武裝便垮臺了。我這個組長已沒有工作可做，只擔個名領(lǐng)幾個薪水和給養(yǎng)而已。

離了督察處，我是“無官一身輕”。每天自在逍遙，整天吃喝玩樂。雖然餓死了無數(shù)的老百姓，可是我的生活還保持正常。我的習(xí)慣，不吃大米，不吃豆油，每天仍然吃最好的美國面粉、豬油，或者芝麻油，雞、肉不斷，一些小特務(wù)給我到處搞吃的。我在外邊也有一些應(yīng)酬，所到之處也都是大酒大肉。除了吃就是嫖。找女人跳舞，沒有大型舞會，就組織家庭小舞會，輪流在各個“公館”舉行。這個太太，那個小姐，亂七八糟，自己倚恃有高粱米可以作為玩弄女人的誘餌，這時我的生活毫無拘束，心想：反正快完蛋了，八路軍一來，一切都不屬于我，為什么不得樂且樂呢？

北平家中接二連三地來電報催我速回，二老婆郭依平給我來電報說：“老太爺叫你趕快回來，再不回來，就是不孝。不然，我就到長春去找你……”一些朋友從北平、天津都來信問候，望我早日離開長春這個危險地區(qū)。從關(guān)內(nèi)寄到長春的信是空投的，長春往外寄信是寄不走的，只有用電臺發(fā)電報，我利用空軍的電臺發(fā)這些私人電報。特務(wù)電臺不能隨便亂用。我回電報告訴他們：長春四面被圍，飛機場已被八路軍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飛機，只要有飛機我就走。這是項迺光與我說定了的。

9月中旬以后，各地戰(zhàn)況非常不好，天天是打敗仗的消息，不是這個地方丟啦，就是那個縣叫八路給占了。消息來源于收音機，還有沈陽“東北剿總”的通報。南京保密局也給長春站來了電報，指示：能潛伏的立即潛伏，不能潛伏的向沈陽疏散或到北平集中。九月底，我與項迺光商量，我要化裝經(jīng)四平去沈陽。項迺光說：“你走，我先向南京局本部請示，我不能同意你經(jīng)過四平，你忘了，南忠信（長春警察三分局局長）到了四平，來信不是說得很清楚嘛，公主嶺及四平等地的八路軍卡哨都詢問你的行跡。由此可見，八路軍要抓你，你還自己送上門去了?！?/p>

我一想，這么走的確危險，認識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長春召開的軍民大會，慶祝蔣介石就任偽總統(tǒng)，有六七萬軍民參加，我是這個大會的警衛(wèi)組組長。我站在大會門前的警衛(wèi)車上，雖然穿著便衣，卻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長李賀民會后對我說：“你還怕八路不認識你，站在汽車上自己貼布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