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過后我們都回到了長春公安局。

一天，郭科長與大家談了一會兒，又單獨把我留下。他問我：“尚傳道⑤寫了三百頁的材料，是誰叫寫的？”

“是我啟發(fā)他寫的。我的意思是，他到了公安局就吃小灶，什么罪惡也沒有交待，應該自動的寫一些材料，爭取進步?！?/p>

“難道我們沒有圖書目錄嗎？他寫了一些圖書目錄！他讀過這本書，讀過那本書，這樣體會，那樣體會——賣弄自己的學問呢！一點罪他也沒談。這樣的人給他機會反省，他也不認識自己。與你們差得很遠。以后再不要啟發(fā)他了，等他自己慢慢的認識吧?！?/p>

在伊通時，我對尚傳道說：“政府人員對你一貫很客氣，從不談話，也不找你，可是你也不找政府，這樣下去不好。應寫材料，請求談話，交待問題，坦白罪惡，不這樣主動的爭取是不行的。每天只看一些書，寫些日記，那是消極的。應當積極。”

于是尚傳道聽了我的話寫了一篇三百頁的材料，名為“四十回憶”。主要是解放后，他讀了一些經(jīng)典著作的體會，摘引了許多毛主席的話，及馬列主義的書名。寫完給我看了一下，我感到他的認識太差，自以為是，但是畢竟是寫出來了，我說可以，他就呈給了政府。結(jié)果受到了郭科長的批評。尚傳道一直不知道這件事，還以為自己這份材料寫得很好呢，其實不很好，或者很不好。

接著郭科長又布置我到圓樓樓上的四號監(jiān)房去做工作。

有一天段克文⑥來了，他穿著一個黑布破棉袍，戴一個古銅色的舊氈帽，腳上戴一副鐐子。我曾在長春見過他一面，那是1948年夏天，在長春督察處處長張國卿家中。我與他點了點頭，沒有談什么話就走了。雖有一面的會見，我沒有忘記他，他可能忘記我了，所以，他見我一點表情也沒有，不認識倒好。

段克文當過吉林伊通縣縣長，軍統(tǒng)的外圍，一貫是飛言浮躁，到任何地方都好出風頭，夸夸其談，有駱駝不說牛。一個沒有修養(yǎng)的荒唐鬼。

他進號之后，問這個問那個。我告訴了自己的姓名，他問我干什么的？我說小特務。他問：“在哪部分？”

我說在督察處，他的下句話一定是：“你們處長張國卿我認識。”果然，他是這樣說的。我笑了笑，他又說：“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安震東也認識?！?/p>

在他心目中這些高級特務都是他的朋友，他的長官。襯托他在反動派里也很有地位。他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督察處處長與督察長是什么關(guān)系。坐下之后，東張西望，他可能考慮為什么把我從十號監(jiān)房遷到四號監(jiān)房呢？我一看就知道他是潛伏后被捕獲的，看他那套衣服，故意裝窮，怎么瞞得過公安人員的眼睛？

重新編組，我是四號的組長。給我這組調(diào)來幾個人，都是現(xiàn)行活動的嫌疑。如苗佩然是長春電影制片廠的職員，在口型科工作。其他如林寶華、楊紹時等也有現(xiàn)行反革命活動的嫌疑。

開頭一次會，我說：“咱們先自我介紹一下姓名、職業(yè)，好稱呼，以便學習。”

每個人都自我介紹了，段克文沒有說他是軍統(tǒng)，他只說：“我是吉林伊通縣縣長，在1947年只干了一個月，以后就退到長春，賦閑。”

這么簡單？不老實。我沒有吱聲。

苗佩然說：“我在長影口型科，是翻譯外國片子，對口型的。我每天早晨起來練習舉磚，有幾個人與我一起練。我說咱們成立一個磚頭會吧，我當政委。就這樣被捕了，其實我們是開玩笑的。”

晚上開會，段克文胡吹瞎扯，什么罪也沒有，并且還說：“我認識張學思，有人叫我殺張學思，我沒有干。我們是小學同學，我怎么能殺他呢？”

別人對段克文的事知道得不清楚，我說：“政府掌握全部材料，對于你段克文也不例外。你說這一套連我都欺騙不了，你還想欺騙政府！”

我這樣說他感到很驚訝，冷笑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