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一進屋，大高個李寓春、于澤霖、黃炳寰先進屋，我在最后面。我想干什么都要講運氣，按個高矮進屋，運氣好進的那個屋子的犯人脾氣好，沒有個性，生活在一起就無問題；如果都是好吵，好鬧的，“我說了算”的那一套，就夠傷腦筋的，說不定與他吵起來，犯錯誤。一切事情都有機會存在，這就是我的唯心想法。

我被叫到第三號監(jiān)房，沒有床都打地攤，小窗戶像倉庫的窗戶?？?，這與吉林公安廳看守所差遠了。屋內(nèi)有四個人，右邊第二個鋪位沒有人住，露出了草墊子，不用說這是給我留的。我把鞋脫了坐在上面，這四個人事后知道是張國泰、姜明文、鄭明新和李衍濤。我一坐下，他們都看我。從他們的驚異眼光里，我意識到，怎么來了一個小孩！盜竊犯？不能，這些人都是少將以上的反動派，他的歲數(shù)也不對呀？他是干什么的？

我坐了一會兒，他們問我從哪來的？我告訴了他們。他們又問都有誰來？我也告訴了他們。接著他們問我年齡，我說：“41歲?！彼麄冋f“沒有”，“只不過30左右”，我笑了。

晚飯吃的高粱米，菜里有點肉，倒也挺好吃。飯后，我們又到看守所去登記。在那兒看到了韓科長，我們對韓科長說，這里不如長春。黃炳寰說：“這里郵信，要自己買郵票?！币痪湓?，這里比不上長春。韓科長說：“習慣了就好了?！?/p>

第二天早晨起來，到院里運動，看到了陳旭東①。有許多人以為陳旭東與我一定認識，并且還有工作關系?？墒俏覀儌z僅見過一面，那是1945年“九?三”勝利之后，我在北京當“北平肅奸委員會”總務科科長。12月底有一天到機場去送人，遇到了陳旭東和他老婆。他們要飛錦州，有個張科長給我們介紹了一下，打了個招呼就分手了。以后再也沒見面，工作上也沒來往。到這以后，別人問我，我說見過，問他，他說忘了。今天早上一見，哈哈大笑，不成想在這會合了。我們這9個人與這里的人相識的不少，尤其東北籍的，講武堂的多，舊同事也不少。

這里是遼寧公安廳看守所，我們這批反動派原來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盧浚泉等，據(jù)說到了北京。這里剩下21人，加上我們共30人。這30人都是少將級和相當少將的反動派，走的那些是中將級的。

犯人見面，例行話題：“判沒判？”“從哪來的？”“那兒都有誰？”“這里吃得怎樣？”“可不可以通信、買東西、接見？”“哪個班長厲害？”沒用兩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后一致結(jié)論，這次集中是中央統(tǒng)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質(zhì)照顧都是比較好的。我們這些人的反動職務都是少將級，只有我是上校。因為是軍統(tǒng)特務，所以上校也按少將對待。

關于處理的問題，大家都認為很快就會叫我們自由了。因為周總理最近號召臺灣軍政人員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這與我們都有關系。黃炳寰要給家寫信，陳旭東說：“寫什么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這里的情況我熟悉，我在1953年從南京到這兒，我是這里的老犯人了?！?/p>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這兒，集中之后他又沒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這樣說也可能不是單純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據(jù)。于是我也高興起來。與陳旭東談起來了。我問了一些舊同事的下落。他告訴我：“袁曉軒也在這押過，沈陽站站長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p>

我問他：“你為什么不從南京跑到臺灣去？”

他說：“不想走。”又說，“那一天，李宗仁的飛機在機場。我一尋思，不走不走吧，我沒到機場，就留下了?！?/p>

問他毛人鳳給你任務了么？他說：“沒有?！奔炔蛔?，又無任務，這不單等著送死嗎？我也不好意思像審訊案子那樣問他。算了，將來就會明白的。

因為都是從一個泥坑里來的人，職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彎抹角的都認識。談舊人舊事，形成了高潮。過去在長春監(jiān)獄什么也不敢談，到這萬無禁忌暢所欲言。有一些人，如盧廣續(xù)在沈陽當了工商聯(lián)副主任，任逖生在沈陽市當了政協(xié)委員，張政枋在沈陽當了省政協(xié)委員。人家都走對了路，自己還在這關押，心中頗不是味，自慚形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