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于，在封建等級制度森嚴的朝廷，每個臣子都想往上爬，借"互制"而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便是不可避免的。發(fā)展下去，黨同伐異，就使得"群臣互制"變成了"朋黨內(nèi)斗"。如果皇帝不能公正地對待問題，而是有所偏敝，有所偏私，朝廷中的"黨爭"，便難于平息，甚至使皇帝陷入與群臣對立的情勢。神宗朝的疲敝，便是這種體制的內(nèi)在矛盾，惡性發(fā)展的結(jié)果。

同時，在這種體制下，要想群臣共同受制于皇帝，皇帝就必須掌握對臣下進行獎勵與懲罰的威懾力量。權(quán)無威不立，威是權(quán)的根本。威也是一種權(quán)，是高于一切臣下之權(quán)的特權(quán)。那么，皇帝之威從哪里來呢？最重要的自然是軍隊，其次是銀子。獎勵是比較簡單的，封官晉爵、給稱號、給銀子，都是羈縻之道，牢籠之術(shù)。只要皇上高興，給什么是可以隨意的。懲罰卻比較麻煩，除了要依靠足以進行征伐的軍隊，在特殊情況下能平息叛亂；平時，還必須要有對臣下進行偵查、搜捕的特務(wù)組織，以及隨時可以執(zhí)行刑罰的特種刑事監(jiān)獄。這是集權(quán)體制維護皇帝權(quán)威與安全的殺人工具，等于是皇帝的金戈黃鉞，用于對臣下的監(jiān)控。

明王朝的這些殺人工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由于皇帝只能使用親信的內(nèi)官太監(jiān)，來統(tǒng)轄和掌管這些部門，無形中便使得皇帝的權(quán)威轉(zhuǎn)移到了這些"位卑權(quán)重"的內(nèi)官手里。這和鞏固皇帝權(quán)威的目的，實際上是背道而馳的。因為近臣和太監(jiān)在文臣武將眼里，只是些宮廷廝役式的小人。皇帝重用這些小人，皇權(quán)皇威便會在群臣心目中失去威信。而且，這些不學無術(shù)、素質(zhì)低下的小人，一旦掌握了大權(quán)，是必然要胡作非為，鋤誅異己，顛倒黑白，誣陷忠良，使朝廷陷于混亂與破敗的。熹宗朝的"魏忠賢專權(quán)"，就正是這種體制的產(chǎn)物。

皇帝高度集權(quán)體制的目的，無疑是為了鞏固皇權(quán)。但那不僅是要保證開國的皇帝無人篡位，而且是要使皇位"萬世一系"地傳承下去，永遠不會"大權(quán)旁落"。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以后，其所以大殺功臣，就是要把原先和他一同起事，曾經(jīng)平起平坐，可能和他爭權(quán)爭位的人，全部殺掉。這是為了維護天下只有一個"最高獨裁者"的需要，必須這樣做，而不能考慮冤與不冤的問題。（這也不獨明朝為然，差不多從古以來都是如此。）更為重要的是，皇帝也是要死的，他必須為皇位的繼承人掃除障礙。朱元璋就曾這樣教育過他的兒子：他把一根棘刺丟在地上，叫太子去拈起來，太子不敢拈。他說："你怕刺手，我?guī)湍愠耍痪秃昧藛幔?可見，朱元璋的大殺功臣，主要還在于要為皇位繼承人掃除障礙。

可是，一切問題總有難于考慮得十分周全的地方。因為每一代皇帝不可能只有一個兒子，兒子也不一定都是聰明睿智、神文圣武的，而智愚賢不肖的等差，又不容易分辨。如何確定皇位該傳給誰呢？這就是個難題。在別無良法的情況下，就只好按照自古相沿的儒家禮法"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并將此定為"祖制"，誰也不許違反。但是，問題在于皇帝對后妃的感情，不可能是絕無偏愛的；對傳位問題的考慮，也不可能不受這種感情的影響。因此，對皇位的"接班人問題"，皇帝自己并不一定想遵守"祖制"。而皇妃的家族，也不能不極力參與。朝廷的群臣，同樣要考慮擁戴誰做未來的主子才于自己有利的問題。所以，皇位"接班人問題"，在每個朝代都是政治斗爭的焦點。特別是在皇后無子的情況下，這種斗爭便很容易觸發(fā)。神宗朝"立太子"的問題，便是由于皇帝想超越"祖制"，群臣出于自身利害考慮而要維護"祖制"，從而演出了禍害三朝的"梃擊案"，以及延伸到熹宗朝的"紅丸案"、"移宮案"。結(jié)果，導致了"黨禍"與"太監(jiān)專權(quán)"，使明朝在自造的混亂中走向敗亡。由此可見，皇帝高度集權(quán)的體制，最無法防止的破壞，就是皇帝自己。

從神宗到熹宗，由"立太子"引發(fā)神宗皇帝與群臣對立、皇帝怠工、群臣內(nèi)斗、大臣掛冠、朝政疲敝，最后導致熹宗登基以后，聽任婦寺竊柄，太監(jiān)專權(quán)，皇帝自己變成了傀儡，旁人無法制止。在"閹黨"殘殺"東林黨"的"黨禍"落幕時，朝廷已經(jīng)變成了難于收拾的爛攤子?；实鄹叨燃瘷?quán)體制的危機，竟是在皇帝想破壞"祖制"、"廢長立幼"的導因觸發(fā)下，各種潛伏的內(nèi)在矛盾，在火星一閃之際陸續(xù)地爆發(fā)出來，終于使這個自身極不合理的體制，和皇家的一切特權(quán)，都隨著國家的衰亡而冰消瓦解。

十七世紀四十年代的世界，東西方先后有兩位君主走向絕境--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樹枝下絲帶吊環(huán)里，另一個將脖子伸進了斷頭臺的鍘刀下。而兩人死后其民族的走向卻是天壤之別。就是在這個年代以后，西方的崛起與東方的沒落明顯加快，我們看到：世界的天平開始失衡……

對崇禎的死，包括不少史學家在內(nèi)，眾多的人都抱有同情之心。同情什么？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結(jié)局。雖勵精圖治卻無力回天，國運已經(jīng)明顯不濟，苦苦支撐仍力不從心，正如他所說：朕非亡國之君，而事事皆亡國之象。自然，同情崇禎的背后隱藏對一個國家和民族沒落的悲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