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也不是沒給大清機會。至少，光改革就折騰了三次。第一次，洋務運動；第二次，戊戌變法；第三次，晚清憲政。問題是，哪一次都沒有折騰好，不像日本，一次明治維新就玩轉(zhuǎn)了以后的歷史，與國際接上了軌，走上了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混到了帝國主義的強國陣營！

（一）辦洋務不容易

自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發(fā)生之前，對清政府來講，是最穩(wěn)定的三十年。這三十年，是大清學習西方、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史稱洋務運動。

這三十年，也是老佛爺威權逐漸鞏固的三十年。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太后把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給剝掉了，僅賞給他一個軍機大臣上行走；同治十三年（1874年），親政不久的同治死了，老佛爺換上一個不懂事的光緒娃娃做皇帝；光緒七年（1881年），對老佛爺稍微有所制衡的東太后死了，老佛爺成了大清第一女光棍，威權繼續(xù)上升。如果把大清比作愛新覺羅家的公司的話，那么老太后就是永遠的董事長，奕訢頂多算是被聘的總經(jīng)理。大清的洋務根本沒設計，用現(xiàn)在的話來講，是摸著石頭過河。

有人給設計過，但他們非我族類。這里我說的是擔任中國總稅務司的赫德和署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兩個家伙，一個寫了《局外旁觀論》，一個寫了《新議略論》，系統(tǒng)地提出改革中國內(nèi)政外交的建議。但是當兩份上書于同治五年（1866年）提交總理衙門，派發(fā)各地督撫讀閱時，惹出來的則是“非我族類其心別異”的警惕性：湖廣總督官文斥之為“包藏禍心”；江西巡撫劉坤一認為“斷不可從其所請”；兩廣總督瑞麟和廣東巡撫蔣益澧認為自強之道，不待外求，“勿庸變其法”；閩浙總督左宗棠認為只學西方的造船技術即可，洋槍還不如廣東的抬槍好呢，至于電報什么的奇技淫巧，美觀而不適用。

兩個洋鬼子都提出哪些不安好心的建議呢？

第一，官場的腐敗、軍隊的懶怠、教育制度的所學非所用，導致中國很危險，再不改革，將來中華之天下是否還能統(tǒng)一自主就值得懷疑了。第二，中國外交事務處理不當。視人為夷，待之如狗，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不能與外人平等相處，導致外交失和。第三，中國必須改革，西方說事都講進化，五百年前當然比一千年前強多了，現(xiàn)在當然又比五百年前強多了，獨有你們中國，跟四季輪回似的，興衰亡替，皆同一律，更有甚者，倒著來，認為堯舜時代最好，那可能嗎？還是趕緊向西方學習，改革內(nèi)政外交吧。

估計就是怕中國官僚罵自己不安好心，所以兩個洋鬼子的改革建議，溫和得不能再溫和了。比如，只建議舉辦專門的學館，卻不敢觸及科舉制，不敢提倡西式教育制度；只揭露官場腐敗，卻不敢像容閎向太平天國那樣提議建立現(xiàn)代國家機關！總之，兩個洋鬼子小心再小心，還是落個黃鼠狼給雞拜年的嫌疑！

威妥瑪咱就不說了，真正的洋鬼子；咱這里只說赫德，因為赫德頂多算半拉洋鬼了，他是大清帝國的終身雇員。同治十一年（1863年）赫德正式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一任就是45年。中國通商口岸由他接手時的13個擴展到他離任時的43個；手下雇員由原先的數(shù)百人發(fā)展到后來的數(shù)千人；中國海關收入由原先的幾百萬兩升到最后的三千萬兩。京師同文館的經(jīng)費、洋務派創(chuàng)辦軍工廠的投資、官派赴美留學生和駐外使館的費用，大都來自赫德管理的海關稅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