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六年劉邦定都關中，直至此時，關于張良的病情未見其他文獻有明確記載。不過張良從此時開始便“杜門不出”，可見其中確有生病的因素，當然，除此以外應當有其他原因。

一是知足。張良自稱，家中五世擔任韓國國君的相國（家世相韓），韓被秦滅，不愛萬金，要為韓報仇?，F(xiàn)在，以“三寸舌”成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達到布衣生活的頂點，對我張良而言，已經(jīng)十分滿足了（足矣）。所以“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

二是自保。司馬光作了這樣的解釋：人生必死，猶如黑夜必有黎明（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從古至今，沒有一個人可以超越生死而獨立存世（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像張良這樣明達事理之人，肯定知道神仙之說是騙人的鬼話（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而張良卻宣稱要跟隨赤松子游仙，恰是這樣的托詞，倒可以看出其超凡的智慧（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身為人臣，最難處理的就是如何對待功名（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三杰之中，韓信族誅，蕭何入獄，不都是因為聲名太盛卻不知身退（淮陰誅夷，蕭何系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只有張良，托稱求仙，擺脫世間俗物（故子房托于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于物外，置榮利而不顧”，人們常說的“明哲保身”，恐怕只有張良做到了（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司馬光認為張良“杜門不出”，學道求仙，完全是明哲保身。這一說法影響非常之大，但也尚存有待商榷之處。

司馬光之說錯在哪里？錯在他忽略了“淮陰誅夷，蕭何系獄”是在“張良謝病辟谷”之后。張良“杜門不出”之時，韓信正從齊王徙封楚王，錦衣還鄉(xiāng)，所謂叛釁，未露端倪。劉邦此時雖有誅殺的行動，但所誅“皆平生所仇怨”。張良作為劉邦的心腹，立萬世之功，怎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司馬光的說法未免有些言過其實了。

當然，我們也不可否認，劉邦對異姓諸侯王大開殺戒，張良不可能對這種做法表示心悅誠服地認同。我們在講陳平用調(diào)虎離山之計誘捕韓信時，曾經(jīng)講過，為什么那時候聽不到張良的聲音？原因只能有兩個：一是不能說，二是不愿說。張良抱病，已經(jīng)不再參與軍國大事，便不愿再多言；他看到了劉邦必除韓信的決心，也就不能再說什么了。

盡管這樣，張良并未就此退出漢代政壇，他始終和西漢政權(quán)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劉邦有很多事情依然會和張良商議?！妒酚洝分杏幸欢沃奈淖郑骸凹傲⑹捄蜗鄧?，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睂τ谶@幾句話的理解，現(xiàn)在的人往往認為司馬遷寫《史記》并非每事必錄，而是有所選擇，無關軍國大事，舍而不錄。所以張良閉關后與劉邦的接觸、交流應當還相當廣泛，不僅是軍國大事，即便是無關軍國的事談論得也非常多。

《史記·留侯世家》還記載張良跟隨劉邦征戰(zhàn)：“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漢書·張良傳》稱：“出奇計下馬邑?！?/p>

《史記》、《漢書》都沒有記載張良為劉邦出奇計于馬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們同樣因為司馬遷和班固的失載而無從知曉了。劉邦生前因為平定韓王信的叛亂到過馬邑。但是，劉邦在馬邑遇到過什么麻煩？張良為劉邦出了什么奇計？可惜都失載了。但是，“出奇計馬邑下”，或者是“出奇計下馬邑”，一定不會是空穴來風！還有一種可能：《史記》和《漢書》記載的“出奇計馬邑下”或者“出奇計下馬邑”是另一件史書未載之事，而并不是我們所熟悉的平定韓王信叛亂。

晚年身患重病的張良也未得安逸。劉邦易立太子最急迫的那段時間，呂后強迫張良為她出謀劃策，力保太子劉盈之位。此事我們在這里暫不詳述，后面會有詳解。我們只看這件事說明了一個什么問題，那就是即便張良不想過問國事，國事也會找他。

劉邦駕崩之前，張良始終以病弱之軀力盡謀臣的工作事務，也確有“愿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的想法，并從閉關時已開始實施。后人對此大加贊賞。

劉邦下世后，惠帝劉盈即位，在位七年病故，年僅二十余歲。這對呂后是致命的打擊。在哭祭惠帝時，呂后干號無淚（哭泣不下）。張良的兒子張辟強此時年僅十五歲，擔任侍中，他心知呂后欲哭無淚的原因。下來后，他對時任丞相的陳平說，太后只有惠帝一個兒子，現(xiàn)在帝崩，太后哭而無淚，您知道是為什么嗎？陳平說，實在不解。辟強說，帝無壯子，太后擔心你們這些軍功大臣?。≌埌輩闻_、呂產(chǎn)、呂祿為將，統(tǒng)兵居南軍、北軍，再讓諸呂都入宮掌權(quán)，居宮理政。這樣，太后自然就會放下心來，你們也都免了大禍。陳平照辟強的意思報告了呂后。果然，呂后大喜。但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由呂氏家族掌權(quán)的歷史時期悄然而至（呂氏權(quán)由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