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觀察

依憲執(zhí)政方能終結悲劇

劉少奇冤案的平反，不僅標志著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也標志著傳統(tǒng)政治悲劇——作為一種悲劇類型的終結。

忠而見謗，含冤而逝，這是中國傳統(tǒng)悲劇中最常見的類型?；蛟S，純樸的民間，正是這樣解釋劉少奇的冤案。但顯然，這不是劉少奇一個人的悲劇，甚至不止是“文化大革命”受難者的悲劇，這已經(jīng)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的一場歷史悲劇。30多年過去了，這一段苦澀的記憶并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淡漠，相反，我們的思考更應深刻。

我們永遠也不應該忘記這樣的一幕：1967年8月5日，天安門廣場上召開百萬人大會“聲討劉鄧陶”，批斗會結束后，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抗議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么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我是一個公民，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

劉少奇拿的這部憲法，通過于1954年。頒布之日，“一切愛國的人民對于它的偉大前途，該是怎樣歡欣鼓舞！”可是，被寄予了厚望，甚至可以說寄托了幾代中國人憲政夢想的“五四憲法”，實際上從1956年下半年起，隨著反右傾斗爭的擴大化，就已經(jīng)名存實亡。劉少奇的悲劇，或者說整個“文化大革命”悲劇，是憲法的悲劇。因此，要終結這樣的政治悲劇，從根本上說，就是建立現(xiàn)代憲政體制，使權力運轉(zhuǎn)、分配、制衡、傳承，完全處于“憲法”的規(guī)范之下。

我們不得不追問：到底什么是憲政？“五四憲法”清清楚楚地寫明了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可為什么最終連國家主席的人身安全也無法保護？憲政的真義，決不在于用文本的形式對權利進行羅列，關鍵是必須有相應的條件，促使公民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地行使這些權利。首先，必須從制度上對公權力進行制約，我們不需要照搬西方式的三權分立，因為那不過是若干政體形式中的一類而已，但是我們已經(jīng)清楚，不受制約的權力，隨時可能侵害公民的權利，與此同時，我們必須培育真正的公民意識，讓人民關心自己的權利，學會正確地行使權利，通過行使公民權利來參與國家事務。

如何跳出傳統(tǒng)政治的悲劇?如何防止政治斗爭出現(xiàn)周期性輪回?事實上，對這些問題，鄧小平已做過深刻的思考。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小平同志發(fā)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他說：“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如果不堅決改革現(xiàn)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xiàn)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xiàn)?！?/p>

時隔多年，從普通民眾到中央高層逐步認識到，依憲執(zhí)政、依法治國是終結悲劇的手段。2004年，胡錦濤指出，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依法執(zhí)政首先要依憲執(zhí)政。同年，溫家寶說：“治國者必先受治于法。”

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深入人心的共識必將給我們這個民族帶來福祉。

□ 任羽中

■ 溫故知新

讀者來信

疑犯行政拘留改為逮捕

廣州市公安機關接受群眾意見，將原來只給予行政拘留處罰的持刀疑犯張志華逮捕。

社會青年張志華去年曾因打架、搶劫，兩次被行政拘留。1980年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張志華攜帶自制匕首一把，來到廣州市郊的石溪農(nóng)貿(mào)市場，被民警吳秋生發(fā)現(xiàn)。吳當場收繳了他的兇器，并且責令他到石溪市場管理委員會接受教育處理。張抗拒不去，擅自跑回家。民警吳秋生尾隨到他家。張志華取出菜刀向民警砍去，吳秋生躲閃未被砍中。張志華被控制后，廣州郊區(qū)公安分局決定給予行政拘留15天的處罰。

2月28日，《羊城晚報》報道了此事。第二天，《羊城晚報》刊登一封署名勞不平的讀者來信，批評公安機關對張?zhí)幚硖p。該市公安局獲悉后，審閱了張志華的材料，認為讀者批評正確。市公安局責成郊區(qū)公安分局核實案情材料從嚴懲處。郊區(qū)公安分局根據(jù)市公安局指示，組織力量對張的材料進行復核。認為張志華有犯罪前科，此次又拒不繳交，繼續(xù)攜帶兇器；在兇器被收繳后，又不接受教育處理，持刀向民警行兇，已經(jīng)觸犯了刑法。據(jù)此，決定提請郊區(qū)檢察院批捕。郊區(qū)檢察院審查案情、訊問案犯，并批準逮捕。

■ 那時流行

鄧　麗　君

流行時間：1980年

流行指數(shù)：★★★★★

“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1980年誕生，“歌星”一詞替換了“歌唱家”和“唱歌的”，其中鄧麗君影響最大。其翻唱歌曲《何日君再來》進入內(nèi)地更為曲折。

1979年，內(nèi)地去香港旅游的旅客，帶回《鄧麗君NHK演唱會》錄像帶，入境時被審查，并抹掉了其中一首歌曲，就是《何日君再來》。這首歌曲，初創(chuàng)于1936年，后被李香蘭翻唱，很快家喻戶曉。轉(zhuǎn)眼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時有人指責，歌曲作者劉雪庵為漢奸，劉因此被錯劃為右派。上世紀80年代初，《何日君再來》因鄧麗君的翻唱進入大陸而再度走紅，卻被錯誤認為是“精神污染”、“漢奸歌曲”因此被禁。如今劉雪庵被平反，《何日君再來》已解禁。

對當時那些聽慣了口號式歌曲的男女老少來說，鄧麗君的歌聲確實讓他們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