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更為重要的，還是作者通過作品所顯示出來的一種作為共產(chǎn)黨基層干部、政府官員和中華民族一分子發(fā)自內(nèi)心的良知的吶喊與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意識。對魏榮漢同志而言，這是雙重的，官員的與作家的，而這種身在其中的現(xiàn)場感的真實性所傳導出的震撼力度，是任何一個“專業(yè)”作家再怎么深入體驗也難以企及的深度，也使任何空洞的宣傳說教顯得蒼白無力。讀罷該作品，會讓人自然感到：在中國基層，全面推行民主，已經(jīng)是時代潮流，歷史的選擇，中國農(nóng)民已經(jīng)具備行使民主的能力，那種否定這種趨勢的言論會不攻自破。同時，文中所“揭露”的所謂“反面”部分，也恰恰又證明：在一個祖先沒有留下多少民主遺產(chǎn)的國度里，幻想民主一蹴而就同樣是不理智的。一部文學作品，特別是一部紀實性的文學作品，能回答這兩個當代人們最關(guān)注的問題，回應“左”“右”兩方面的思潮，應該說足夠了吧！

那么作為一個在仕途上走得不錯的官員，為什么會具有如此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并選擇了被許多人視之為“苦行僧”的文學行當來操練呢？我相信一定有人和我一樣想知道。日前在運城市文聯(lián)紀念“5.23”講話發(fā)表66年座談會上，魏榮漢同志自我介紹的一番話，很有助于讀者對他的了解。他說，表面上看，就像有人認為的那樣，工作中他選擇了選舉，就意味著放棄了權(quán)力；選擇了文學寫作，就意味著面對清貧；選擇了紀實文學的寫作，就是選擇了苦惱，而選擇了政治題材，就更是選擇了麻煩與風險！但是他不這么認為，因為選擇了選舉，就意味著一個民族獲得了民主進步的機會；選擇了有辛苦但更有快樂的文學創(chuàng)作，他覺得自己享受到一種高雅、幸福的生活；而選擇了紀實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選擇政治，就更是獲得了以文學的形式從道義和責任上為中國的民主政治進程擂鼓助威、搖旗吶喊的機會！

正是這份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具有的良知與責任的支撐，才使他在面對其他官員同樣會面對的全新問題時，沒有敷衍塞責、得過且過，而是傾聽民聲、認真調(diào)查、嚴肅思考、探微洞幽，遂于工作之余，創(chuàng)作了一篇篇記錄農(nóng)村基層民主選舉的紀實力作，它們必將對中國農(nóng)村基層民主選舉乃至中國民主政治改革進程，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亦必將載入中國紀實文學的史冊。《風風雨雨選村官》得到聯(lián)合國資助出版是明證；《我們?nèi)匀辉诼飞稀窐s獲全國征文大獎是明證；16萬字的《昂貴的選票》被大型紀實文學期刊《報告文學》分兩期頭條連載，肯定為文學意義上的上上品，亦是明證；《中國基層選舉報告》也將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