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慶隨筆之六

去年（一九九八年）冬天，全國各地報紙紛紛報道：中國科學院系統(tǒng)在職科學家平均死亡年齡為5223歲；中關(guān)村知識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齡為5334歲，比十年前下降518歲?！稄V州日報》在報道時用了差不多通欄的黑體字大標題：《震撼國人的死亡報告》，香港《大公報》則用“中國科學家比常人少活二十年”作題目。《告警——中國科學的危機與挑戰(zhàn)》(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一書的一則資料是：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間，中科院七個研究所和北京大學的專家教授去世一百三十四人，他們的平均壽命僅533歲。上述三個死亡年齡都大大低于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七十歲，大大低于北京人的平均期望壽命七十三歲。

黑色的數(shù)字，沉默的告警。

作為中關(guān)村(中科院)和北京大學鄰居的清華大學，不知有沒有相應(yīng)的統(tǒng)計數(shù)字。但是清華大學的一個教職工群體、“文化大革命”期間到過血吸蟲病重疫區(qū)五七農(nóng)場的二三千人中已經(jīng)死亡者的平均壽命，肯定要比五十二歲或五十三歲還要低。

報上說，“缺乏必要的(體育)鍛煉、工作和心理壓力過大、不注重定期體檢及環(huán)境污染是造成科學家英年早逝的最主要原因”。過低的生活待遇導致生命的過早枯萎這一條卻被遺忘了。他們擠出太多，而慰勞太少!

一九七四年，鄧小平復出，胡耀邦到中國科學院擔任領(lǐng)導工作時，那里的“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票子，籃子)曾使科學家們高興了一陣子。但有人卻不高興，把鄧小平連同胡耀邦當作“右傾翻案風”批判了。到如今又過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票子(工資)、籃子(菜籃子)依然令許多的科學家困惑。幾年前，人們曾痛切地、公正地為替病人做手術(shù)又困又累卻只得到幾元錢補助和一碗方便面酬勞的外科大夫鳴不平，可有誰知道，科學家們在實驗室里連續(xù)操作觀察幾十個小時又困又累卻連一碗方便面也不可得的境況呢?

散 步 清 華 園清 華 園 隨 筆差不多在多家報紙發(fā)出上述“死亡報告”的同時，清華校友、北大教授季羨林老先生在接受香港鳳凰衛(wèi)視記者采訪時談到，香港教授的工資是內(nèi)地教授的一百倍。這令我記起另外的一些“倍數(shù)”來。八十年代初我到香港探親，見到一位從內(nèi)地去港的同窗，那時我是清華大學講師，他是一個“則師樓”的雇員(無牌照建筑師)，他的工資是我的一百九十倍。十多年來，內(nèi)地大力宣傳為教師加工資。目前，那位同學仍是無牌建筑師，其工資依然遠遠超過我，是我在清華拿到的教授工資的六十余倍。《科技日報》上的文章說，剛畢業(yè)的博士進入外資或私營企業(yè)，其工資為進入科學院或大學當副研究員、副教授的十倍到二十倍。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方惠堅教授有一個統(tǒng)計數(shù)字：中國教授的起點工資與技工的起點工資之比，一九三六年是286倍，一九五六年是68倍，一九九三年是27倍，而這兩個群體的最高工資之比這三個年度則分別是476倍，97倍和46倍。

這些“倍數(shù)”與上面那些黑色的數(shù)字摻和在一起，就像幽靈一般回蕩在北大—清華—中關(guān)村這塊中國首屈一指的科教圣地上空。

一九五五年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之后，在這塊科教圣地上，曾有“人心思院”一說。原因之一是那時候北大、清華的階級斗爭抓得太緊。清華黨委在青年教師中捕風捉影抓出了“反黨集團”。“反右”時，清華主動往已離校就職的畢業(yè)生的新單位送“材料”，把自己的“校友”打成右派。北大中文系某教研室的青年教師有90%成了右派分子，而當時全國在知識分子中抓右派的指標是5%。因為學校講堂不得安寧，兩校教師都羨慕自己的鄰居——中關(guān)村中科院的專家們，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更安定的心緒可埋頭于業(yè)務(wù)。于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九十年代，在這塊科教圣地上，又有“人心思?！币徽f，中科院的科學家們，反倒羨慕北大、清華的教師了。并非中科院變得比清華、北大“左”了，也并非清華、北大的工資比中科院高了。只是因為中科院的科學家們看到，只要不急于為單位為個人“創(chuàng)收”，滿足于一味教學工作，當一名教授完全可以是優(yōu)哉游哉。在中國的大學里，與學生人數(shù)比，教師比外國大學要多一倍以上，教學工作都比較輕松；但在研究機構(gòu)里，按研究條件比，中國大大劣于外國，中國科學家的研究經(jīng)費只有外國人的一個零頭，比五十年代更為拮據(jù)，工作困難重重?？茖W家們所受的心理壓力比教授們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