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始終被兩個夢魘所糾纏。

羅蘭·巴爾特于1977年在法蘭西學院的一次講演中談到自己閱讀托馬斯·曼的《魔山》所經歷的“歷史恐懼”。小說的主人公漢斯在1907年時就已20多歲了，羅蘭·巴爾特自己的肉體尚未出生，但閱讀時，羅蘭·巴爾特卻恐懼地感到自己的靈魂進入了漢斯的肉體，而自己的肉體變成了漢斯的歷史延長物：

“我的軀體比我要老得多，好像我們始終保持著可怕的社會恐懼年齡，這種年齡通過生活的風險，我們已經能夠覺察到了。如果我想活下去，我必須忘記我的軀體是歷史性的，我必須把自己拋入一種幻覺之中；現在，這個年輕的身體是我的軀體，而過去的那個則不是我的身體。簡單地說，我必須階段性地再生，比我現在所是的更年輕?！?載于法國入門出版社《羅蘭·巴爾特講演集》，轉摘自高宣揚著《解釋學簡論》)

魯迅筆下的“狂人”就是由于感到自己變成了歷史的延長物而恐懼得發(fā)狂，因為他看見傳統中寫滿了“吃人”二字。魯迅這篇小說在當時引起極大的震動就是因為它揭示了廣大激進知識分子內心的夢魘，并強有力地表達了他們企圖“忘記我們的軀體是歷史性的”這一強烈沖動。正是這種由“社會恐懼年齡”造成的心理沖動掀起了摧毀傳統的聲勢浩大的運動，他們希望借此使自己變得年輕。

但是，他們并不能真正“忘記”，而只是“把自己拋入一種幻覺之中”。當他們猛烈地向傳統轟擊的時候，傳統就隱遁在他們自己的心靈深層，隱然而強有力地支配著他們。正如伽達默爾所說：“我們其實是經常地處于傳統之中，而且這種處于決不是什么對象化(Vergegenstand lichend)行為，以致傳統所告訴我們的東西被認為是某種另外的異己的東西——它一直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一種范例和借鑒……”(《真理與方法》，洪漢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特別是當西方文化的浪潮如摧枯拉朽般沖決傳統道德的堤堰時，強烈的失去精神依托的恐懼油然而生，于是另一個夢魘悄悄襲來，這就是早在19世紀末，一個叫曾廉的人所預言的：

“變夷之議，始于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而君臣父子夫婦之綱，蕩然盡矣。君臣父子夫婦之綱廢，于是天下之人視其親長亦不啻水中之萍，泛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義，于是乎憂先起于蕭墻?！?《孤庵集》卷十三)

在前一個夢魘的糾纏下，他們“非古”(在學術上主要表現為“疑古”)；在后一個夢魘的糾纏下，他們“復古”(在學術上表現為“信古”)。整整一百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在這兩極之間搖擺、躑躅。

“中庸”是一劑良藥。在非古與信古的兩個極端之間尋找某種合適之“度”的欲望，外化為對歷史文本進行重新解釋的沖動，名曰“釋古”。馮友蘭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說：

傳統的說法是信古，反對傳統的說法是疑古，我的說法，我自稱為“釋古”。(《三松堂自序》，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