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1946年，我生在波蘭中部的羅茲（Lodz）；11歲那年，舉家搬到以色列；13歲去了紐約。后來，我偕妻帶子，在35年里共搬了14次家。我心里有許多個世界，全部被我?guī)нM項目里。

有時候，有好幾個星期都在畫圖，打好幾百張草圖，然后突如其來地，事情就發(fā)生了：完美的形式出現(xiàn)了。幾年前，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計劃擴建，我參加了設計競賽。難以解釋的直覺剎那間在腦海里誕生，構(gòu)想成形。當時我正在餐廳吃飯，趕緊在餐巾紙上畫了幾筆。最后，這幾張餐巾紙在決選設計圖的展覽中展示在墻上，旁邊是別的參賽者用電腦畫的“習作”。和其他人的設計圖比起來，我的速寫顯然很潦草，但今天興建完成的模樣幾乎和速寫一模一樣。這說明了速寫傳達設計與意圖的能力，不下于用科技產(chǎn)品畫出來的草圖（夫人尼娜——她是我的摯愛、我的靈感來源、我的紅粉知己、我的合伙人、我的三個孩子的母親——說我喜歡在餐巾紙、衛(wèi)生紙或是手邊的任何東西上面涂鴉。我說她講錯了。我最喜歡樂譜紙，因為已經(jīng)畫好線了）。

丹佛美術館（Denver Art Museum）擴建部分的外型是我坐飛機飛越這座城市，鳥瞰它有如交響曲般的景色時，突然想到的。這個項目正在進行，將于2006年啟用。當?shù)氐木坝^讓我驚訝不已——地殼的變動，釋放出讓人畏懼的力量，把整個山脈從地底推上來。我在苦思博物館擴建部分的外型時，選了從機窗外看到的形狀：洛磯山脈的嶙峋絕壁，直落峽谷。我在登機證背后以草草幾筆畫了下來，畫不開的時候又拿航空公司的雜志來畫。

在做英國曼徹斯特的帝國戰(zhàn)爭博物館北館（Imperial War Museum North）的項目時，我絞盡腦汁想傳達這座建筑物的本質(zhì)和試圖展現(xiàn)的東西。這座建筑與大英帝國無關，也與戰(zhàn)爭無關，而是關乎面對全球沖突永無止境的本質(zhì)。我腦中出現(xiàn)一個地球散成碎片的意象，就在那時，我知道這座建筑應該長什么模樣了。

我一開始走的不是建筑的路。本來應該成為音樂家的我，其實是個音樂神童——信不信由你，我的手風琴拉得極好，還得過美以文化基金會（America-Israel Cultural Foundation，AICF）的獎學金。我至今還留有一篇樂評，評論我在特拉維夫音樂廳和年輕的小提琴家伊扎克·帕爾曼（Itzhak Perlman）同臺演出的獨奏會。寫這篇樂評的人幾乎對帕爾曼這位天才小提琴家只字未提，卻把全副心思放在我這個怪怪的、個頭小小的手風琴手身上。我除了腳，全身都被那臺“索倫托”（Sorrento）牌的紅色手風琴給遮住了。手風琴有銀色的按鈕，用象牙和黑檀木做的琴鍵，伸縮的風箱邊緣有黑白條紋。聽到手風琴這樣的樂器演奏嚴肅的古典音樂，吸引了全場目光，把舞臺上的其他人都給比了下去。

即使在波蘭，手風琴也是難登大雅之堂的民間樂器。留在羅茲的猶太人不多，我家是其中之一。要是給那些反猶太分子看到我們家搬進了一臺鋼琴，準會給盯上，我父母的害怕不是沒理由的。既然給手風琴彈的嚴肅音樂樂譜不多，我只好自己改編所有的曲子。我早期彈了很多巴赫的作品，到現(xiàn)在還很喜歡，但是在加演的時候，我比較喜歡彈那些能顯示我高超技巧的曲子。我彈李姆斯基·科薩克夫（Rimsky Korsakov）的《野蜂飛舞》時，運指如飛，越彈越快，越彈越快。1953年波蘭黑白電視首播時，我在電視上彈了好幾首最拿手的古典小品，穿插在歌頌共產(chǎn)黨領導的贊美歌之間。

我得美以獎學金的那年，帕爾曼也是獎學金得主。小提琴教父艾薩克·斯坦（Isaac Stein）擔任評審；他旁邊是近乎神話人物的小提琴家朱諾·弗朗西斯卡蒂（Zino Francescatti）；另一邊則是傳奇指揮家謝爾蓋·庫塞維茨基（Serge Koussevitzky）的夫人。贏得獎學金之后，艾薩克·斯坦把我拉到旁邊，用他濃重的俄國口音說：“李布斯金先生，你不彈鋼琴實在可惜。你窮盡了手風琴所有的可能性?！钡悄菚r換樂器已經(jīng)太晚，我的手已經(jīng)習慣垂直彈奏了。

我一直喜歡畫畫，當手風琴的限制越發(fā)明顯的時候，我也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畫畫上頭。我迷上了鉛筆，描摹一系列哈西德教派（Hasidic）的結(jié)婚畫片；另外還畫建筑物、風景和政治漫畫。搬到紐約后，我在布朗克斯科學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選修了繪畫技巧課，我非常喜歡。有課的時候，清晨5點就會醒來，為當天將要發(fā)生的事興奮不已。放學后，我在學校把功課做完，這樣回家剩下的時間都可以用來練習技巧。我會畫到夜深人靜、手指發(fā)麻為止。

我母親多拉（Dora）很擔心我這么迷畫畫。她在毛衣加工廠上班，負責把衣領染色，然后縫到大衣上。下班回到家，她渾身大汗，身上粘滿了毛料和化學染色劑——后來她得了癌癥，我們都怪染料是搞垮她身體的元兇。她發(fā)出惡臭，模樣嚇人，除非沖過澡，不然她都不說話。但梳洗過后，整個人煥然一新，又是個標準的猶太媽媽，卷起袖子，準備在我們那紡織工會的宿舍煮頓晚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