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天文記載表明，1911年的第一場雪，是否比以往來得更早一些。

素有“火爐”之稱的武昌，秋天的干燥氣候還未完全退去。10月10日，極其普通的一天，一聲槍響卻在大清國釀成了全面雪崩：先是驚揚起幾片雪花，爾后這些雪花凝成了一個雪球，繼而越滾越大，聲響也越來越洪亮，終于湮沒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干凈。

一切都來得太快了。此時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一家狹小的中餐館內，有個人正端著盤子——他此時的頭銜是“企臺”（餐廳服務員），為一位名叫盧瑞連的老板打工。兩個多月后，“企臺”成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

如同巫師般準確地預言了這場雪崩的，是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的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國駐日公使竇納樂（Claude M。 MacDonald）宣稱：三年之內，中國將爆發(fā)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遜位為標志，伊藤博文的預測誤差只有兩個月。更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精確地預測了這場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政府權威喪失，“各省諮議局被賦予了太大的權力”，各種政治勢力在改革的名義下忙于爭奪權勢。時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憲法、國會、資政院這些東西本身雖是極好的，可是要使一個國家能運用它們，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中國顯然并沒有足夠的準備，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訪哈爾濱，拜會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他告誡大清官員，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導權并控制節(jié)奏：“貴國土地遼闊，統(tǒng)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力，然地面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范雖極嚴密，然萬一發(fā)生，于國家即大有妨害。此時貴國辦理新政，外面極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測，危險不可不防?！?

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東清鐵路”的樞紐、哈爾濱火車站遇刺身亡。

鐵路此時已成為東北亞國際爭斗的焦點，起于俄國赤塔的“東清鐵路”，經滿洲里、哈爾濱、綏芬河抵達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自長春以南的路段在1905年日俄戰(zhàn)爭后劃歸了日本，那就是中國人更為熟悉的“南滿鐵路”。

日俄之外，英、美、德、法乃至更為弱小的比利時等國都紛紛各顯神通，胡蘿卜與大棒齊飛，爭奪中國鐵路的修筑權、經營權。翻開清末民初的外交史，幾乎就是一部鐵路爭奪史。

因為關系到國家戰(zhàn)略、戰(zhàn)備和巨大的經濟利權，鐵路早已從單純的經濟問題上升為復雜的政治問題。多快好省地建設鐵路，與推行以三權分立為目標的憲政，分別成為大清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旋律。但是，這條將帶領大清國“走進人間天堂”的“神奇天路”，卻最終將大清國導向了死亡之路，出軌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