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興中會的宣傳品只有有二種：一種是《揚州十日記》，篇末附以清初攝政王多爾袞及南明宰相史可法的來往書信兩封；另一種是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摘選，包括《原君》《原臣》兩篇。兩本都是由馮自由家里的店鋪代為印刷。馮自由最初讀《原君》《原臣》，不甚了解，到了讀《揚州十日記》，只是作小說來閱讀，篇末所附的多爾袞、史可法來往書信，他能背誦得不漏一字。此外，足以增加馮自由知識的報紙文章，僅有上海的《時務(wù)報》及澳門的《知新報》兩種，但是這兩份報紙也只是停留在倡導維新變法這個層面，與“革命保種”沒有關(guān)系。直到1899年秋天，馮自由開始游學東京，逐漸接觸閱讀到《東華錄》《明季稗史》《法國革命史》《美國獨立史》，還有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書，開始對平等、自由、天賦人權(quán)等學說以及世界革命民族自決的源流，豁然明白。從1900年到1902年間，馮自由在日本曾經(jīng)發(fā)起四件事：一為與鄭貫公等人創(chuàng)辦《開智錄》《開智錄》半月刊，二是與李自重、王寵惠等人組織廣東獨立協(xié)會，三是與沈云翔、戢元丞、秦力山等人合辦《國民報》，四是與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召集舉辦所謂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這四件事，都得到了孫中山的幫助。對于在海內(nèi)外宣傳革命革命，收效至巨。在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前，馮自由在橫濱的寓所，實際上是革命黨人的聯(lián)絡(luò)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