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迪亞德·吉卜林的詩作《如果》——這首詩被刻在了溫布爾頓中心球場——不僅號召人們“如果你遇到驕傲和挫折/把兩者當騙子看待”；而且同樣勸誡人們要堅持自己的路線，漠視人群——

如果所有人都失去理智，咒罵你，

你仍能保持頭腦清醒；

如果所有人都懷疑你，

你仍能堅信自己，讓所有的懷疑動搖。

從中世紀的圣賢到浪漫詩人，數(shù)代敏感審慎的作家都鼓勵我們，要遠離人群和避免危險、嘈雜的影響，要對我們自己的個體想法進行深思細想。

關(guān)于“我”的政見

在許多方面，“我”的觀念對于它的擁護者已經(jīng)在政治上證明了有用性。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白紙一張》11(TheBlankSlate)中展現(xiàn)了為何人類大腦是白板概念(拉丁文里是tabularasa，即沒有內(nèi)在意念)——不管真實與否——這是反對國王與教會圣職人員舊等級的理由的重要組成部分；白板概念把生為奴隸的人變成了國王的同等人。如果你接受自我們出生之日起，我們所有人都相同這一事實，那么階級特權(quán)就站不住腳；繼承的權(quán)力、等級和財富就變成僅是人為制造的一些東西，而不是天生或上帝賜予的。

就是這樣，關(guān)于“我”是人類基本單元這個人論斷能有效證實舊社會等級中爭取自由的過程。美利堅合眾國的開國國父們曾用“我”來證明他們從英國王冠下奪取自由的合理性，19世紀偉大的革新者，例如威伯福斯和穆勒，在各自廢除奴隸制和推及女性選舉權(quán)的變革中，都使用“我”作為他們變革理論的基礎(chǔ)。(穆勒對于女性選舉權(quán)的爭辯非常精彩——否認婦女的選舉權(quán)，就跟否定碰巧是紅頭發(fā)男人的選舉權(quán)一樣沒有道理。)

集體思想

當談到從更學術(shù)或更病理學的角度思考群體行為時，事情就不再呈現(xiàn)積極的方面。19世紀有關(guān)群體行為的經(jīng)典文本——《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MadnessofCrowds12，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所著)提議，永遠不要相信群體行為，因為當人群形成時，某些古怪的事情會發(fā)生。

勒龐表明，加入某個群體的個體會體驗到某種來自群體的催眠效應(yīng)，然后受制于一種集體教唆性，會讓個體容易受到瘋癲者、有魅力的領(lǐng)導者和其他成員的影響。由于群體的匿名保護，個體拋棄了理性自我和個人責任，實施各種各樣他們自己從沒考慮過的可怕行為；確確實實是通常情況下他們會譴責的行為。